贾平凹，1952年出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西安市文联主席、《延河》《美文》杂志主编。出版作品有《贾平凹文集》24卷，代表作有《废都》《秦腔》《古炉》《高兴》《带灯》《老生》《极花》《山本》等长篇小说18部。中短篇小说《黒氏》《美穴地》《五魁》及散文《丑石》《商州三录》《天气》等。作品曾获得国家级文学奖五次，即“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并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娜文学奖”，中国香港“红楼梦·世界华人长篇小说奖”，首届北京大学“世界华文文学奖”，法国“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作品被翻译出版为英语、法语、瑞典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日语、韩语等30多个语种，并被改编为电影、电视、话剧、戏剧等20余种。

　　贾平凹部分作品封面。

　　至今，我的胃仍然是洋芋糊汤的记忆，

　　我的口音仍然是秦岭南坡的腔调。

　　商洛也爱我，

　　它让我几十年都在写它，

　　它容忍我从各个角度去写它，

　　素材是那么丰富，

　　胸怀是那么宽阔。

　　人人都说故乡好。我也这么说，而且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说起商洛，我都是两眼放光。这不仅出自于生命的本能，更是我文学立身的全部。

　　寻找商州

　　1980年，我的创作出现了问题，既不愿意跟着当时风行的东西走，又不知道自己该写什么，怎么去写，着实是苦闷彷徨。去了一趟古城郊外的霍去病墓，看到了汉代的一批石雕，写下了《“卧虎”说》，短短的一个文章，整理自己的思绪，然后就返回故乡。

　　那时我对城市还存在着一定的抵触，心里不畅了，喜欢回故乡。在故乡待了一些日子，乡下的生活唤起了我小时记忆，我醒悟到我的创作一直没根，总是随波逐流，像个流寇，别人写伤痕类的作品，我也写，而我写这类作品，体证并不深刻，别人写知青，而我又是回乡青年，我得有我的根据地呀，于是萌生了写故乡人事的想法。此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回故乡采风，其中最大的两次，分别以当时还在商洛工作的朋友为伴，把商洛地区7个县主要村镇走了一遍。那两次大行动，使我特兴奋，白天走村串寨，晚上就整理笔记，饭时遇见什么吃什么，天黑哪儿能住就住哪儿。从村镇回到县城，想方设法借地方志看。以前仅知道商洛地区是秦头楚尾，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交汇处，经过采风，才知道这里的历史文化，时代变化，以及风土人情是那样的丰厚和有特点，它足够我写一辈子。

　　现在回想起来，那几次回商洛，夯实了我创作的基础。但那几次回商洛对我的身体却造成了伤害，身上有了虱子倒无所谓，每次回到西安，一进门老婆就让脱下全部衣服用滚水去烫，而让我痛苦的是染病。疥疮是在一个乡上染的，那里才发过一次大水，天又淋雨不停，我投宿的小旅舍被褥潮得厉害，睡到半夜又穿起衣服再睡，结果染了疥疮。

　　我终于结束了我创作上的流寇主义，开始有了“根据地”。我大量地写商洛的故事，那时为了不对号入座，避开商洛这个字眼，采用了古时这块地方的名字：商州。于是《商州初录》以及商州系列作品就接二连三发表了。随着商州系列作品产生了影响，我才一步步自觉起来，便长期坚守两块阵地，一是商州，一是西安，从西安的角度看商州，从商州的角度看西安，以这两个角度看中国，而一直写到了现在。

　　在我的乡间

　　散文《丑石》一定程度上写的是我自己。年轻时自觉貌丑，身体又柔弱，以致成名后的一次下乡，好多人初见，顿生怀疑，以为我是冒名顶替的骗子。有人想唾想骂扭了胳膊交送到公安机关去。当经介绍，当然他是尴尬，我更拘束，扯谈起来，仍然是因我面红耳赤，口舌木讷，他又将对我的敬意收回去了。

　　娘生我的时候，上边是有一个哥哥，但出生不久就死了。阴阳先生说，我家那面土坑是不宜孩子成活的，生十个八个也会要死的，娘便怀了我在第十月的日子，借居到很远的一个地方的人家生的。于是我生下来，就“男占女位”，穿花衣服，留黄辫撮，如一根三月的蒜苗。家乡的风俗，孩子难保，要认一个干爹，第二天一早，家人抱着出门，遇张三便张三，遇李四就李四，遇鸡遇狗鸡狗也便算作干爹。没想我的干爸竟是一位旧时的私塾先生，家里有一本《康熙字典》，知道之乎者也，能写铭旌。

　　我们的家庭很穷，人却旺，父辈为四，我们有十，再加七个姐妹，乱哄哄在一个补了7个铜钉的大环锅里搅勺把，1960年分家时，人口是22个。在那么个贫困年代，大家庭里，斗嘴吵架是少不了的，又都为吃。贾母享有无上权力，四个婶娘（包括我娘）形成四个母系，大凡好吃好喝的，各自霸占，抢勺夺铲，吃在碗里盯着锅里，添两桶水熬成的稀饭里煮碗黄豆，那黄豆在第一遍盛饭中就被捞得一颗不剩。这是和当时公社一样多弊病多穷困的家庭，它的崩溃是自然而然的事。

　　我父亲是一个教师，由小学到高中，他的一生是在由这个学校到那个学校的来回变动中度过的。世事洞明，多少有些迂，对自己，对孩子极其刻苦，对来客却倾囊招待，家里的好吃好喝几乎全让外人享用了，以致在我后来做了作家，每每作品的目录刊登于报纸上，或某某次赴京参加某某会议，他的周围人就向他道贺，讨要请客，他必是少则一斤糖一条烟，大到摆一场酒席。家乡的酒风极盛，一次酒席可喝到十几斤几十斤水酒，结果笑骂哭闹，颠三倒四，将三个五个醉得撂倒，方说出一句话来：今日是喝够了！

　　这种逢年过节人皆撂倒的酒风，我是自小就反感的。我不喜欢人多，老是感到孤独，每坐于我家堂屋那高高的石条石阶上，看着远远的疙瘩寨子山顶的白云，就止不住怦怦心跳，不知道那云是什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一只很大的鹰在空中盘旋，这飞物是不是也同我一样没有一个比翼的同伴呢？我常常到村口的荷花塘去，看那蓝莹莹的长有艳红尾巴的蜻蜓无声地站在荷叶上，我对这美丽的生灵充满了爱欲，喜欢它那种可人的又悄没声息的样子，用手把它捏住了，那蓝翅就一阵打闪，可怜地挣扎，我立即就放了它，同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茫然。

　　这种秉性在我上学以后，愈是严重，我的学习成绩是非常好的，老师和家长却一直担心我的“生活不活跃”。我很瘦，有一张稀饭灌得很大的肚子，黑细细的脖子似乎老承负不起那颗大脑袋，我读书中的“小萝卜头”，老觉得那是我自己。后来，我爱上出走，背了背篓去山里打柴、割草，为猪采糠，每一个陌生的山岔使我害怕又使我极大满足。商州的山岔一处是一处新境，丰富和美丽令我无法形容，如何突然之间在崖壁上生出一朵山花，鲜艳夺目，我就坐下来久久看个不够。偶尔空谷里走过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甚至还小的女孩儿，那眼睛十分生亮，我总感觉那周身有一圈光晕，轻轻地在心里叫人家是“姐姐！”盼望她能来拉我的手，抚我的头发，然后长长久久地在这里住下去，这天夜里，十有八九我又会在梦里遇见她的。

　　当我读完小学，告别了那墙壁上端画满许多山水、神鬼、人物的古庙教室。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初中后，便又开始了更孤独更困顿更枯燥的生活。印象最深的是吃不饱，一下课就拿着比脑袋还大的瓷碗去排队打饭。这期间，祖母和外祖母已经去世，没有人再偏护我的过错和死拗，村里又死去了许多极熟识的人，班里的干部子弟且皆高傲，在衣着上、吃食上以及大大小小的文体之类的事情上，用一种鄙夷的目光视我。农家的孩子愿意和我同行，但爬高上低魔王一样疯狂使我并不认同，且他们因我孱弱，打篮球从不给我传球，拔河从不让我入伙，而冬天的课间休息在阳光斜照的墙根下“摇铃”取暖，我是每次少不了被作“铃胡儿”的噩运。那时候，操场的一角呆坐着一个羞怯怯的见人走来又慌乱瞧一窝蚂蚁运行的孩子，那就是我。我喜欢在河堤堰上抓一堆沙窝里的落叶燃起篝火，那烟丝丝缕缕升起来可爱，那火活活腾起来可爱。

　　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我盼望着文化革命快些结束，盼望当教师的父亲从单位回来，盼望哪一日再能有个读书的学校，我一定会在考场上取得优异的成绩。一出考场使所有的孩子和等在考场外的孩子的父母对我有一个小小的嫉妒。然而，我的母亲这年病犯了，她患得胁子缝疼，疼起来头顶在炕上像犁地一样。一种不祥的阴影时时压在我的心上，我们弟妹泪流满面地去请医生，在铁勺里烧焦蓖麻油辣子水给母亲喝。当母亲身子已经虚弱得风能吹倒之时，我和弟弟到水田去捞水蜗牛，捞出半笼，在热水中煮了，用锥子剜出那豆大一粗白肉。我们在一个夜里关了院门，围捕一只跑到院里的野猫。当弟弟将猫肉在锅里炖好了端来吃，我竟闻也不敢闻了。到了秋天，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父亲，忠厚而严厉过分的教师，竟被诬陷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而开除公职遣回家来劳动改造了。

　　这一打击，使我们家从此在政治上、经济上没于黑暗的深渊，我几乎要流浪天涯去讨饭。父亲遣回的那天，我正在山上锄草，看见山下的路上有两个背枪的人带着一个人到公社大院去，那人我立即认出是父亲。生产队一起锄草的妇女把我抱住，紧张地说：“是你老子，你快回去看看！”我永远记着那一张张恐惧得要死的面孔。我跑回家来，父亲已经回来了，遍身鳞伤地睡在炕上，一见我，一把揽住，嚎声哭道：“我将我儿害了！我害了我儿啊！”父亲从来没有哭过，他哭起来异常怕人，我脑子里嗡嗡直响，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家庭的败落，使本来就孱弱的我越发孱弱。更没有了朋友，别人不到我家里，我也不敢到别人家去。那是整整两年多时间，直至父亲平反后，我觉得我是长大了，懂得世态炎凉，明晓了人情世故。我唯一的愿望是能多给家里挣些工分，搞些可吃的东西。在外回家，手里是不空过的，有一把柴禾捡起来夹在胳膊下，有一棵野菜拔下装在口袋里。我还曾经在一个草窝里捡过一颗鸡蛋，如获至宝拿回家高兴了半天。那时间能安我心的，就是那一条板的闲书了。这是我收集来的，用条板整整齐齐放在楼顶上的。劳动回来就爬上去读，劳动了，就抽掉去楼上的梯子。父亲瞧我这样，就要转过身去悄悄抹泪。

　　忘不了的，是那年冬天，我突然爱上村里一个姑娘，她长得极黑，但眉眼里面楚楚动人。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就爱她，但一见到她就心情愉快，不见到她就蔫得霜杀一样。她家门口有一株桑椹树，常常假装看桑椹，偷眼瞧她在家没有。但这爱情，几乎是单相思，我并不知道她爱我不爱，只觉得真能被她爱，那是我的幸福，我能爱别人，那我也是同样幸福。我盼望能有一天，让我来承担为其双亲送终，让我来负担她们全家七八口人的吃喝，总之，能为她出力，即使变一只为她家捕鼠的猫看家的狗也无尚欢愉！但我不敢将这心思告诉她，因为转弯抹角她还算作是我门里的亲戚，她老老实实该叫我为“叔”，再者，家庭的阴影压迫着我，我岂能说破一句话出来？我偷偷地在心里养育这份情爱，一直到了她出嫁于别人了，我才停止了每晚在她家门前溜达的习惯。

　　19岁的4月的最末的一天，我离开了商山，走出了秦岭，到了西安城南的西北大学求学。这是我人生中最翻天覆地的一次突变，从此由一个农民摇身一变成城里人，城里的生活令我神往，我知道我今生要干些什么事情，必须先得到城里去。但是，等待着我的城里的生活又将是个什么样呢？人那么多的世界有我立脚的地方吗？能使我从此再不感到孤独和寂寞吗？

　　这一切皆是一个谜！但我还是走了，看着年老多病的父母送我到车站，泪水婆娑地叮咛这叮咛那，我转过头去一阵迅跑，眼泪也两颗三颗地掉了下来。

　　我的故乡是商洛

　　商洛虽然是山区，站在这里，北京很偏远，上海很偏远。虽然比较贫穷，山和水以及阳光空气却纯净充裕。

　　我总觉得，云是地的呼吸所形成的，人是从地缝里冒出的气。商洛在秦之头、楚之尾，秦岭上空的鸟是丹江里的鱼穿上了羽毛，丹江里的鱼是秦岭上空的脱了羽毛的鸟，它们是天地间最自在的。我就是从这块地里冒出来的一股气，幻变着形态和色彩。

　　所以，我的人生观并不认为人到世上是来受苦的。如果是来受苦的，为什么世上的人口那么多，每一个人活着又不愿死去？人的一生是爱的圆满，起源于父母的爱，然后在世上受到太阳的光照、水的滋润、食物的供养，而同时传播和转化。这也就是之所以每个人的天性里都有音乐、绘画、文学的才情的原因。正如哲人说过，当你看到一朵花而喜爱的时候，其实这朵花更喜欢你。人世上为什么还有争斗、伤害、嫉恨、恐惧，是人来得太多、空间太少而产生的贪婪。也基于此，我们常说死亡是死者带走了一份病毒和疼痛，还活着的人应该感激他。

　　我爱商洛，觉得这里的山水草木、飞禽走兽没有不可亲的。在长达数十年的岁月中，商洛人去西安见我，我从来好烟好茶好脸好心地相待，不敢一丝怠慢，商洛人让我办事，我总是满口应允，四蹄跑着尽力而为。至今，我的胃仍然是洋芋糊汤的记忆，我的口音仍然是秦岭南坡的腔调。商洛也爱我，它让我几十年都在写它，它容忍我从各个角度去写它，素材是那么丰富，胸怀是那么宽阔。凡是我有了一点成绩，是商洛最先鼓掌，一旦我受到挫败，是商洛总能给予慰藉。

　　我是商洛的一棵草木、一块石头、一只鸟、一只兔、一个萝卜、一个红薯，是商洛的品种，是商洛制造。

　　我在商洛生活了十九年后去的西安，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三次大规模地游历了各县，几乎走遍了所有大小的村镇，此后的几十年，每年仍十多次往返不断。自从去了西安，有了西安的角度，我更了解和理解了商洛，而始终站在商洛这个点上，去观察和认知着中国。这就是我人生的秘密，也就是我文学的秘密。

　　至今我写下千万文字，每一部作品里都有商洛的影子和痕迹。早年的《山地笔记》，后来的《商州三录》《浮躁》，再后来的《废都》《妊娠》《高老庄》《怀念狼》，以及《秦腔》《高兴》《古炉》《带灯》和《老生》，那都是文学的商洛。其中大大小小的故事，原型有的就是商洛记录，也有原型不是商洛的，但熟悉商洛的人，都能从作品里读到商洛的某地山水物产风俗、人物的神气方言。

　　我已经无法摆脱商洛，如同无法不呼吸一样，如同羊不能没有膻味一样。

　　凤楼常近日，鹤梦不离云。

　　我是欣赏荣格的话：文学的根本是表达集体无意识。我也欣赏生生不息这四个字。如果在生活里寻找到、能准确抓住集体无意识，这是我写作中最难最苦最用力的事。

　　而在面对了原始具象，要把它写出来时，不能写得太熟太滑，如何求生求涩，这又是我万般警觉和小心的事。遗憾的是这两个方面我都做得不够好。

　　人的一生实在是太短了，干不了几件事。当我选择了写作，就退化了别的生存功能，虽不敢懈怠，但自知器格简陋、才质单薄，无法达到我向往的境界，无法完成我追求的作品。别人或许是在建造豪宅，我只是经营农家四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