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凤起东路29号。夜已深，会议室却依旧灯火通明，每个人都全神贯注、目不转睛，盯着大屏幕上滚动的数字“驾驶舱”。主讲者用激光笔对着思维导图，专业术语连续不断。恍惚间，让人怀疑，这究竟是机关大院，还是互联网企业？

　　身处“互联网之都”杭州，加班加点是常态。在浙江省农业农村厅，过去一年，围绕数字化改革，“一把手”召集的会议就超过50场，其余大大小小讨论、座谈更是难以计数。8小时之外，大家所切磋的话题、案头所研读的专著、调研所涉及的主题，仍然聚焦数字化改革。

　　据统计，“浙江乡村大脑”归集数据超13亿条，集成53个多跨场景应用，覆盖1790多万亩农业生产用地；“14＋2”个“浙农”系列场景应用，累计超1700万次的赋码用码量，日均用码量超10万次……每条数据背后，都是海量的重构。

　　从雾里看花到洞若观火，从手足无措到成竹在胸，从亦步亦趋到踏浪前行，面对这场数字化改革，尽管每个人的心路历程各有不同，但都日益感觉到，意义之重大、任务之繁重、挑战之艰巨。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全部畅想着、设计着、创构着、优化着自己的“数字版图”。

　　作为时下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数字化一度被视作城市化、工业化的“专利”。但一向以务实、创新著称的浙江人，跳出三农抓三农，用数字化改革引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以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勇气，不遗余力聚焦推动。

　　数字化与传统种养业看似相隔甚远，美丽乡村的宁静与数字化的快节奏，仿佛也不在同一频道，浙江何以勇往直前？数字化改革到底给浙江三农带来哪些改变？

　　迭代：从信息化到数字化

　　提到浙江农业，不可避免的标签就是，人多地少、山多田少，资源小省。尽管经济发达，尽管工业化、城市化高歌猛进，尽管农业占GDP比重不断走低，但浙江反向思维，转而更加重视农业，更加重视乡村，希望全力以赴、另辟蹊径，让有限的土地产出更多的财富。

　　信息化就是重要选择之一。早在1998年，浙江就建立了全省农业农村信息平台——“农技110”，随后几年又启动“农民信箱”工程。200多万名用户不仅可以收发邮件，还能网上销售产品。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数字浙江”建设，并将其上升为“八八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信息进村入户作为“千万工程”的重要内容得以迅速落地。到2020年底，浙江基本实现重点乡镇5G全覆盖、农村100兆以上接入速率，两万余个益农信息社覆盖全省所有行政村。

　　“数字化基建”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城乡沟壑，“最多跑一次”改革则加速了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那几年，通过服务型政府的打造，从省里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很多事项实现了最多跑一次，甚至网上办、掌上办，一次都不用跑。

　　数字化既展示着另一面浙江，也书写着又一个浙江。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浙江，对数字化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并嘱托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重要窗口，到底展示什么？2020年11月1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后不久，浙江省委全会就提出“数字化改革”，希望以此为总抓手，撬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一时间，引发社会广泛热议。

　　如果说，此前浙江谈数字化，更多停留在信息化与电子政务转型。这一回，落脚点则在改革，层次更高、意义更深、范畴更广：用数字化的技术、思维、认知，贯穿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对省域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

　　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认为，现代化光有理念还不行，还必须得有现代化的制度、机制、方法和手段，缺一不可。数字化不仅仅是工具层面的“器”，更是智慧层面的“道”；是理念、制度、底层逻辑的深层次改革，更是方法、手段的颠覆性创新与系统性重塑；是这个时代的内在要求和鲜明特征，更是新发展阶段的必答题。

　　工学博士出身的袁家军，曾任神舟飞船系统总指挥。也许在他看来，社会就如同一艘飞船，由数以万计的零部件组成，必须用系统集成方法，形成完整闭环。尤其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更需要数字赋能推动政策集成化、精准化，探索构建数字化时代下的新规则、新政策和新机制。

　　2021年，春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一场视频连线省市县三级的大会，正式打响了浙江数字化改革的发令枪。袁家军的讲话旁征博引，点燃了与会者内心的火焰。尽管很多人听得似懂非懂、云里雾里，但大家愿意相信这就是未来，自己必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

　　从省府路回到凤起东路，作为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的王通林既倍感压力，又兴奋莫名：

　　与其他部门单纯的行业管理职能大有不同，农业农村不仅条线多，而且涉及面广，不光要强监管，还得优服务、促发展。这些年，乡村网络虽通了，可农业比较效益相对低下，农民文化教育相对欠缺，农村要素激活相对困难，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都给数字化改革带来重重压力。

　　但前景的确令人鼓舞。这场改革完全有可能形成新动能，让浙江摆脱长期以来资源束缚所造成的桎梏。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法治建设……这些都可能因为数字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想到种种美好场景，所有疲惫和忧虑仿佛一扫而光。

　　王通林很快召开部署大会，成立领导小组，自己亲任组长，每位副厅长各领任务，并组建数字三农改革专班，与各个业务处室、技术开发公司一道，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数字化改革。全省层面，每两月召开一次例会。而在省厅，则是日碰头、周例会、旬督查、月总结。每天恶补数字化专业知识，一听到哪个兄弟厅局有经验、哪个县市有创新，王通林就带队亲往调研学习。

　　这场全面升级后的改革，无疑堪称前所未有、迄今最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是蓝海，又是“无人区”。

　　重塑：应用场景是关键

　　围绕数字化改革，浙江确立了“152”工作体系：“1”即1个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5”即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系统、数字政府系统、数字经济系统、数字社会系统、数字法治系统5大综合应用系统跑道，“2”则指的是理论和制度法规2大体系。

　　对标这一体系，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确立了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3条跑道，重点打造“浙江乡村大脑”，同样用一串“11151”数字清晰勾勒整个系统构架。即：1个农业农村数据仓、1张乡村重要资源天空地一体化全域地理信息图、1个全省农业农村数字化工具箱以及对应5大领域的核心业务应用系统和1个浙农码。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数字三农改革专班组长陈良伟是省畜牧农机发展中心主任，他领受的任务是“浙江畜牧产业大脑”的开发，也叫“浙农牧”，最近，获评全省数字化改革第二批最佳应用，它的诞生就浓缩着数字化改革的精髓。

　　相比种植业，浙江的畜牧业经过多年转型升级后，规模化、标准化有了大幅提升。主体对于利用数字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精密智控，本身就有着强烈需求。可与猪场内的一众物联网设备不同，“浙农牧”意在基础再造、链条重塑，显然不在同一层级。

　　经历无数次的讨论与碰撞后，改革思路日渐清晰，归结为一个词，即“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具体落脚在“六个全”，即业务全穿透、主体全上线、地图全覆盖、风险全管控、服务全集成、一码全贯通。

　　方向既定，如何开发？浙江有“三部曲”之论：首先，从用户的高频与共性需求出发，建立需求清单；在此基础上，再按照“大场景、小切口”理念，构建系统方案，谋划多跨场景清单；最后，从法律法规突破、体制机制创新、业务流程重塑等角度，形成重大改革事项清单。此谓“三张清单”。

　　因此，切口很关键，不仅要小，更要直击痛点。“浙农牧”就抓住了肉品上市前的动物检疫合格证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过去线下开证，既难管，效率又低。浙江获批“双证”无纸化改革试点，正好让数字化有了用武之地，检疫申报“零次跑”，与市场监管系统的“浙食链”打通后，屠宰准出与市场准入无缝对接。

　　一个支点，撬动一个系统。围绕生猪产业链全环节，浙江梳理出22项需求，形成养殖、防疫、检疫、调运、屠宰等8大应用场景，再细化为监测预警、疫苗管理、检疫追溯等29项子场景。背后逻辑很繁杂，主体使用却很简单：一场一个“浙农码”，红黄绿三色，代表评估结果，就如同健康码。

　　“整个‘浙农牧’中，像这样的改革事项就有25项之多，每个环节背后都进行了流程重塑。比如：防疫环节，突出‘一支苗’全程管理，检疫、流通环节突出‘一张证’全程追溯等等，及时发现风险，高效闭环处置。最终，一环套一环，形成闭环。”陈良伟说。

　　去年6月后，“浙农牧”的管理端和用户端相继上线。短短半年多，注册用户就超3.2万户，实现畜禽养殖、调运、屠宰、疫苗企业等12类主体全上线，在线开具动物检疫证613万单。

　　此外，浙江还制定了7项数字化相关制度，把畜牧业数字化改革的实践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实践-理论-实践”的螺旋式上升。虽然过程很煎熬，几度推倒重来，每个人都抓破脑袋，但学中干、干中学，大家对数字化改革的认知得到不断升华。

　　作为渔业大省，浙江渔船数量多、作业区域广、通航环境复杂，商渔船碰撞事故时有发生。如今，记者登录“浙渔安”看到，通过自动监控系统，所有渔船身在何处一目了然，连驾驶舱内船员的行为都一览无遗，可智能识别、报警提醒。此外，借鉴陆地交通规则，该应用还引入海上“斑马线”概念，减少商渔船的碰撞事故。

　　最有价值的是，通过“救援在线”功能模块，综合利用参与搜救渔船的实时位置、落水人员的漂流路线、船舶的最大航速、现场实时风浪等数据，“浙渔安”可计算出不同船舶到达不同位置的最短时间。去年10月16日，“浙岱渔06609”事故就是靠此功能，在事发后15小时成功救起两位渔民。

　　“浙渔安”背后即海洋渔业综合管理试点改革，涉及26项改革，成为全国唯一的渔船渔港精密智控建设试点。纵观每个应用，都与改革密不可分，浙江将应用场景开发与流程再造、制度变革、机制完善相协同，从而构建起与数字化时代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

　　集成：数据壁垒正在消弭

　　75岁的余湾发是衢州市衢江区莲花镇东湖畈村的村民，4年前患上尿毒症。起初，血透次数没那么多，日子总算景气些，2020年，他顺利“脱低”。不曾想，没多久，他的病情加重，才几个月，医疗自付支出就达2.7万元。

　　才刚出院，镇里的联村干部余民峰就赶到家中。原来，就在前一天，余民峰手机收到预警提醒，余湾发有可能返贫，于是立即上门核实。数据是自动推送的，了解情况后，他马上反馈给民政部门。很快，余湾发被重新纳入低保保障，预警顺利解除。

　　余民峰手机装的叫“防贫监测预警系统”。衢江在册的10120户低收入农户，以及已脱贫的2075户农户，都被纳入重点监测范围，一旦有返贫风险，马上预警提示。自从推出该系统，去年全区总共预警121件，全部及时处置、限时办结。

　　衢江的切口很小，就关注“防贫”二字，可里头文章却不小，贯穿着19个部门的58项涉贫补助到户事项。但如果放大视角，聚焦省级层面的“浙农富裕”应用，衢江只是其中一个特色子场景，说它小其实也不为过。

　　据介绍，“浙农富裕”以强村富民为突破口，系统谋划了产业、就业、活权、强村、赋能、帮扶6个促富“一件事”，像返贫动态监测这样的机制创新有7项之多。目前，通过“帮扶促富一件事”，全省已实现低收入农户帮扶对象全覆盖、帮扶流程全链条、帮扶服务全方位、帮扶监测全闭环。

　　对于“大”与“小”的关系，浙江有着独到拿捏，这也是系统观念与系统方法的精妙所在：大，即打破条块分割、条线孤立的碎片化模式，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小，即化大为小，将复杂的庞大系统，分解为若干简单可执行的实施系统；最后，又化零为整，集成为一体化的综合应用。

　　因此，尽管部门、地区之间有行政篱笆，数字化系统却无“门户之别”。只要涉及业务交叉，彼此留好接口，纵横贯通就能形成全景画像。比如，“浙农田”“浙农宅地”这两个应用，背后是农业农村与自然资源两个厅的高度协同；“浙农经管”里的农村“三资”管理数据，对接给省纪委后，便于开展小微权力监管；浙江省经济与信息化厅所打造的“产业大脑”，也专门把农业板块纳入其中。

　　如何确保“大与小”的精准匹配？浙江同样有道：一方面，自上而下，强调顶层设计，避免各搞烟囱、重复建设，确保高效协同；另一方面，自下而上，鼓励基层探索，细化跑道，一地创新、全省共享。由于最终要综合集成，源头上得保证数据格式、语言体系等统一。

　　“浙农富裕”就打通了20多个省级部门的208项数据。在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陈利江看来，这种统分结合的好处在于，通过顶层设计，可实现规划、支撑、构架、标准、运维等统一，而分的价值在于，激发基层能动性，体现开放协同、共建共享。

　　短短时间，一大批特色场景应运而生。黄岩的“瓜农天下”就因为小切口解决大问题，得到副省长徐文光的热情点赞。原来，当地农民追着太阳种西瓜，外出瓜农近4.3万人，身影遍布全国各地，年产值达50亿元。

　　如今，天南海北的瓜农可获取智能选址、农资供应、销售对接等一众服务。尤其借助改革之手，竟实现了跨地区的政策性保险办理。种植面积、农资采购、还款记录等数据还成了授信依据，与金融机构打通后，让瓜农可享受低息贷款，不少信用良好的还提高了授信额度。

　　还有象山县的“闲置农房盘活”应用，巧妙之处在于用水用电数据分析，即可梳理出资源库，与之配套的发布招商、审批服务、过程监管、办证贷款等服务一应俱全。系统上线仅一个月，就完成46宗交易。目前，浙江已摸底出22.7万宗闲置农房，潜在盘活收益预计超过200亿元，将在象山试点基础上加快推广。

　　赋能：产销鸿沟亟待打破

　　纵观浙江数字化改革的“五条跑道”，其中4条更多体现在党政决策的科学化、社会治理的精准化、公共服务的高效化，带有浓厚的公益性。那么，除了为政府管理提供便利外，数字化改革能否为农村发展创造新动能？说一千道一万，其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农民的腰包是否鼓起来”。

　　数字化尽管可以倒逼流程再造、制度重塑，但说到底仍是方法和手段，绝不可能成为目的。数字化改革的方向，更不是为了获得海量数据，而一定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帮助农民实现优质优价。这其中，品牌必定是不可或缺的抓手。因此，一众应用场景中，“浙农优品”赫然在列。

　　问题是：这个应用场景究竟应该怎样设计，除了农药化肥的实名购买、定额施用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与追溯外，如何实现与消费者之间的链接？

　　长期以来，农业农村部门习惯的语言体系是“我有什么”，而非“你要什么”。因此，在消费升级的时代，如何与市场进行有效沟通，就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天，凤起东路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浙江大学城规院数字品牌研究所副所长朱振昱，另一位是浙江永续农业品牌研究院副院长杨巧佳。他们带来的方案和构想正是：利用海量数据生成品牌综合指数，犹如豆瓣评分和大众点评，让生产管理部门一眼就能明白短板所在，让消费者一键就能选择心仪品牌，最后实现对生产的倒逼。

　　数字化投入需要品牌溢价得以变现，而品牌要打响，同样需要数字进行品质背书，两者相辅相成，方能相得益彰。对于该观点，大家趋于一致，因此几乎每天，科教处、质监处和产业处等相关处室的人马都会碰头谋划，如何通过“浙农优品”重塑产销关系。

　　目前，品牌综合指数的构架正逐渐清晰，包括了品质指数、管理指数、态度指数和行为指数，其核心就是真正打通生产管理与市场消费之间的链接。而这不仅是“浙农优品”的痛点所在，也是不少“一县一品”产业发展遇到的最大阻梗。

　　近年来，浙江不少地方农业主导产业纷纷布局了大数据平台。但稍加研究就能发现，这些平台虽然沉淀了海量数据，却都停留在生产管理环节。至于产品卖到哪里，谁在消费，是否适销对路，消费评价如何，复购率又有多少，等等，都是“瞎子摸象”。

　　这些数据不可能掌握在行政部门手里，而全在阿里巴巴等终端销售平台上。因此接下来，在打破行政壁垒的同时，如何与市场化平台实现数据共享，让品牌综合指数更具科学性和指导价值，成了关键所在。

　　不管如何，数字化与品牌化的螺旋互动，这一概念的提出，已让数字化找到了下一步迭代升级的方向。对于农业产业集群，考虑到各个产业之间需求不同、切口不同，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正积极探索“农业产业大脑＋未来农场”发展模式，启动种植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各100个数字农业工厂试点建设，尤其强化生产与消费的双向打通，以数字化变革催生新动能。

　　王通林判断，从数字农场、数字牧场、数字渔场，到加工、营销、康养、文旅等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再到乡村资源的全面盘活、青年乡贤的下乡创业，这些都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通过数字化改革来重构新型生产关系，无疑将赋予浙江三农全新的意义与价值。

　　数字大潮，浩浩荡荡。尽管数字化改革大幕掀起才一年，尽管很多应用仍待升级优化，尽管老问题还未解决，新问题又随之而来，但浙江的乡村大地上，这股大潮已势不可挡，到处迸发着新活力、新理念、新模式。每个人都在用数字将未来变为当下，让乡村更安全、更智能、更美好、更有活力，也用数字改变着治理结构。一幅共同富裕的“富春山居图”正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