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强化正向激励，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切实把面向基层的多头重复、指标细碎、方式繁琐的督查检查考核减下来，让广大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到干实事上。”
这一部署既是基层干部的心声，也是群众的殷切期盼。作为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如何从负担过重、权小事多等难题中突围？代表委员聚焦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靶向施治，刚性约束破除“隐形枷锁”
基层负担重，表象各异却痛点相通：过度考核难消肿、材料繁多难瘦身、职责模糊难厘清……如何让减负真正减到基层干部的心坎儿上？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要从根源入手，靶向施治，将形式主义虚功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效。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指出，当前基层一定程度存在多头考核、重复考核等问题。他建议优化考核评价机制，以“成效清单”替代“材料清单”，弱化过程留痕，强化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评价，推动基层工作回归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本质。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变异翻新。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中曹司街道党工委书记袁姝表示，必须把“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给刹住，把基层干部从手机端、电脑端解放出来。
眼下，通过整合清理，中曹司街道的各类程序系统、微信群数量均已减少了一半以上。不仅如此，贵州省还出台了报表台账白名单，推行城市社区基础数据“一张表”，解决了上级反复要表、基层重复填表问题。
“精文简会不要停。”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石阡县龙塘镇困牛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鞠华国认为，“村干部就该围着地头转，围着老百姓转，而不是围着会议桌转。”从开会的频率来看，鞠华国以往每个月要参加至少5次会议，现在减少到2次。“开再多的会，最后也要看粮食打了多少、果子结了多少。”他说。
基层是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也是“责任超载”的末梢。
在甘肃省渭源县田家河乡元古堆村，三张“村级组织工作事项清单”划清了村级组织主责事项、协办事项和不应承担的事项。全国人大代表、元古堆村党总支书记董建新期待，未来，能严格落实村（社区）工作事务准入制，需村（社区）组织承担的工作事项由党政群机构依法依规提出申请，经同级党委和政府批准后纳入清单管理。
在遂宁市，66项专业技术强、长期未履行、经评估乡镇（街道）无力承接的事项已被调出履职清单。“立足法定、基于实际，调整赋予乡镇（街道）县级行政权力事项。”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遂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会英表示，只有权责对等、适配，基层才统得了资源、办得成事，责任才能担得起来。
量体裁衣，多维赋能激发干事动力
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问题，既需做“减法”，更需做“加法”。如何让基层更有能力有干劲服务群众、服务发展？代表委员们从人力支撑、数字赋能、激励保障等方面建言献策，为基层治理注入持久活力。
人手不足、队伍不强是制约基层发展的重要因素。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杨树房街道战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德斌介绍，去年，战家村通过整合“六大员”“三长”等专管力量，将综治中心户及平安志愿者等纳入“一支队伍”作为辅助力量，实现党建引领、高效治理。他建议通过系统培训、合理提高待遇、畅通晋升渠道等方式进一步增强岗位吸引力，聚能留贤。
“这两年，村里的工作力量明显增强了。”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壶关县龙泉镇刘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程玉珍告诉记者，山西省持续实施“乡村振兴万人计划”，用乡镇事业编制为每个村都招了大学生，在村里发挥了重要作用，还通过摸排走访等方式，挖掘本土人才52名、村“两委”干部后备力量7名、村党组织带头人后备力量3名，无论在村的、还是在外的都热心参与村级事务，积极出谋划策。
用“算力”解放“人力”，是为基层赋能的重要抓手。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桃江县三堂街镇赤塘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高亚建议，加快基层基础数字化平台建设，打破不同数据系统之间的壁垒，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近年来，湖南省推行‘湘易办’系统，益阳市推行‘一表通报’系统，都能很好地满足群众政务服务需求。”高亚热切地期盼，下一步，系统在接入镇村一级时，能实现服务差异化、个体化，真正减少基层基础数据反复、多头填报，做到信息同步记实、共享、调用。
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热情同样重要。“去年，我所在的南明区，就有社区书记因工作优秀、业绩突出，被提拔担任副乡长。”袁姝介绍，贵州省去年从村（社区）优秀干部中招录（招聘）行政事业编制人员600多名，选拔69名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乡镇副职，还选拔了12名优秀乡镇（街道）党政正职担任省直机关副处级领导干部。“这让大家有了盼头，更有了干劲。”袁姝说。
群众是家园建设的主人翁。针对传统村寨分布较散、管理难度较大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岑巩县大有镇塔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培坤有妙招——推行“寨管委”“十联户”网格治理体系，以村规民约凝聚群众共识，实现“村级事”向“家家事”转变。“如果只有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忙前忙后，群众不闻不问不参与，那么基层治理一定是失效的。必须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他感慨道。
对此，上海最大开放式社区的“当家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康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张军萍很有共鸣，今年两会，她带着对停车难问题的思考，提出了“自治协商”的解题思路：既依靠相关部门下放权限，又引导社区自治协商，拿出更加实际、更加科学、更加兼顾的解决方案，让社区生活更加美好。“把好方向、凝聚力量，动员方方面面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才是在真正意义上和群众双向奔赴。”她说。
成效检验，要看基层干部群众是哭还是笑
“减负工作好不好，要看基层干部是哭还是笑。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大家是笑的。”鞠华国在回答记者关于基层减负成效的话题时这样说。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衡南县谭子山镇莲塘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超也有同感。去年两会期间，他形成了向基层放权赋能、减轻留痕规定动作、加强数据协同3项建议。让他倍感欣喜的是，基层减压减负有了明显成效，他用“三少一多”来形容：“考核检查少了、牌子机制少了、各类软件群组少了，踏踏实实为群众干实事的时间多了！”
减去虚功，才能加上实绩；压缩形式，才能释放效能。
一年来，周超带领莲塘村“两委”班子组织开展“屋场恳谈会”，协调企业和村民利益，让莲塘村形成了“亲”“清”的政商环境，还带领大家新建路灯、硬化道路、新修毛坯路，改善人居环境。今年两会，他将视野聚焦在“打通全民参保堵点”上，致力于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战家村，村“两委”与相关部门共同研究，通过优化办事渠道、部分权责下放到村等途径，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手续复杂问题。张德斌介绍，村里还全面实施了首问负责制，群众反映问题，首位接待人员“一站式”协调解决，绝不推诿扯皮。
袁姝所在的南明区，经常性组织开展“路边音乐会”活动，不仅成了享誉全国的贵阳城市文化IP，还因其群众性、开放性、公益性特点圈粉无数，获得了群众连连点赞。“贴近群众时间多了，组织群众活动方向找准了，开展的社区活动自然也更丰富多彩了。”她说。
从会议桌转向田间地头、从应付检查回归服务本位，基层干部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抖擞精神主动作为的生动实践，印证了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的深远意义。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下一步，将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与自身实际结合起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亮眼的实绩，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