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后，2023年我考入贵州省镇远县司法局工作，被安排到大地乡大地方村任村主任助理。2023年10月，我怀揣着社会学专业的理论积淀，背上行李前往大地方村报到，立志要在乡村振兴一线书写青春答卷。

　　谭江琴（右）陪村里孩子读课外书。（镇远县委组织部供图）

　　初到大地方村，我就在到村任职日志里写下了雄心壮志：要用专业知识打造乡村治理样板。除了负责大地施、老安基、坳子上3个组的包片服务工作外，我主动协助村主任抓好全村社会治理工作。一天晚上，三组村民金奶奶因土地纠纷找到了村委会。我详细了解事情原委，拿出法律条文解释了一通。“闺女你不懂，我们祖辈有多少汗水浇在这地里，别光拿法律糊弄我。”老人冲口而出的一句，噎得我说不出话来。

　　必须让法律能被村民听懂、看见、接受。我天天骑着摩托车穿梭乡间小路，走遍田间地头，跟着老书记了解村情民情，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李家婆媳矛盾症结在婆母偏心”“王家兄弟反目源于山林界线模糊”等案例，我也常常翻出来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2024年12月11日，我牵头负责发放肥料。“谭妹，我有急事要处理下，我们组发放肥料的事你先做起。”八组组长陈继文说完挂断电话。“我也不晓得有多少，你们看着办吧。”有几户村民因过往积怨不愿配合统计。田土数据弄不准会导致肥料发放不公平，我只好骑上摩托车去地里实地测量。反复折腾了两天，终于把数据核清楚了，尽管我担心又出什么岔子，没想到群众非常信任地签字按手印，高高兴兴地领取了该得的肥料。有人操着方言小声嘀咕“新来的谭妹靠谱”。

　　为尽快进入角色，我把特殊困难人群当作重点走访对象。“谭妹，我要是走了这俩娃可咋活啊……”一天，走进李爷爷家，老人紧紧拉着我的手说，两个一级精神残疾、仅能自理的儿子，除此家里再无其他人了，全家靠低保生活。我一阵心酸，也不知道咋安慰。后来我做村里的民政工作，我向村书记提议将李爷爷纳入特困对象，他却摇着头说：“特困人员得单人户，从没听讲一家人的。”我又咨询乡民政，得到答复“按文件政策来”。那天我查了一整夜，从临时救助到低保再到特困，越读越失望，可想到老爷爷的无助，我又不死心，将特困认定条件倒着一条一条读。

　　突然我眼前一亮：两个残疾儿子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自然没有赡养能力；老爷爷同样无劳动能力，而赡养义务人又无力履行义务，这不就刚好符合特困认定条件吗？

　　第二天一早我兴冲冲地揣着文件找到村书记，我俩逐条弄通后，赶紧去乡政府，负责民政的工作人员依然有顾虑，毕竟全县都没有过“有儿有崽全家特困”的情况，他需要和县民政部门对接。几天后，传来好消息：全力落实。后续流程很顺利，他们一家3口成功纳入特困人员保障，李爷爷脸上有了久违的笑容。

　　“多亏谭妹去了”“谭妹可以的”，大伙议论纷纷，我的干劲更足。我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夹着特殊标记的“三本台账”：红色标注困难群众需求，蓝色记录产业发展动态，黑色备注政策落实情况。我已不再是那个在矛盾现场不敢发言的新手，已从“学生娃”变为“实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