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仲春雨和村民商讨修路事宜。

　　２００９年，我放弃了在威海的教师岗位，踏上回乡的火车，参加大学生村官考试，进入村官队伍。对此父母不理解，乡亲们更是在背后指指点点：大学白上了，她父母辛辛苦苦供她上学，到头来还是回农村了。一段时间内，这类话塞满了我的耳朵，可是我转念一想：我回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改变家乡的面貌，帮助乡亲们转变思想观念吗？

　　上任后，我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各个屯子之间，与村民一起上山、下地，有时候也像模像样地帮上一把，几个月下来，通过对村民的走访调研，我对村子的区位、资源、交通等状况有了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一份五千字左右的调研报告，提出了适合本村发展的合理化建议。

　　走访期间，我觉得村里的路实在是太难走了，这是被群山环绕的一个村，一条坑洼泥泞的土路是３个组１１２户４４２人出入的唯一通道。每逢雨季，人们的出行和生活就会受到极大的困扰，进不去出不来，就连买菜购物都成了奢望。我建议村“两委”动员这３个组的组长和党员，通过筹资筹劳组织修路，但没有被采纳。但我没有放弃，几乎每次开会都说。最后村主任说：“孩子啊，你不懂，我们也想为百姓干点实事，可是活好干钱难弄啊，谁愿意往外掏钱呢。”可是我仍然心有不甘，做好事老百姓为什么要反对呢？我决心尝试一下，便请求村主任带着我挨家挨户地征求意见，同意的就按上手印，每到一户，都苦口婆心地动员，第一次动员下来，９０％以上的都按了手印。

　　看着一张张按满鲜红手印的稿纸，我激动得跳了起来，可是村主任说：“只要有一户不同意这路就不能修。剩下这些没同意的都是难弄的茬，孩子啊，我看你要白忙一场啊。”事情还没办怎么能放弃呢？我骑着自行车一遍一遍地拜访剩下的４４户村民，有的不愿意开门，我就找老党员、老组长帮忙。最后，不同意的只剩下一户了，但我却高兴不起来。村主任说：“孩子，其实人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剩下的这户情况我了解，一家祖孙三代，节俭在全村是出了名的，小孩上学是这家最大的花销，我相信你能拿下这一户。”听了村主任的话，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于是，我再一次敲开了那户人家的门，恰巧就大娘一个人在家，这次我没有直截了当说修路的事情，而是和大娘唠起了家常，在谈话中我了解到，她的孙子上小学四年级，成绩不太好，每个月的补课费和住宿费成了一笔很大的开销，而且她认为路修不修都没关系，反正也走这么多年了，就这样下去也没什么。不一会儿，她儿媳妇回来了，我笑盈盈地说，嫂子，我就是路过，进来和大娘聊会天。您儿子一周回来一次啊？嫂子说，回来什么啊，周末还得补课，现在补课真贵啊，一个小时就１０块钱，补一次得好几十啊。我说，嫂子你要是信得过我，以后每个周末我来你家给您儿子免费补课怎么样，反正周末我也没什么事，这样你们也能节省一笔开销。这次拜访虽与修路无关，但却奠定了良好的感情基础。第二天，嫂子主动找到了我，同意修路。

　　２０１０年春天，架子山村六、七、九组党员、村民自筹资金2万余元，筹劳８００余人，义务出车２４６台，在雨季还未到来之时，自发整修道路２０３５米，并且整修农田路１１条，总长度１４６２米。道路顺畅了，生活方便了，笑容也多了，干劲也更加足了，人们开始对未来生活有了更多更好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