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在，村庄就不孤单。

　　

　　

 

 

 

　　天儿太热了，来块儿“三瓜公社”的西瓜吧。

　　

　　

 

 

 

　　乡村原本是有自己的魅力的。

　　

　　

 

 

 

　　被保留下来的土屋，成了网红打卡地。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第一次见孙君，是在北京一个被居民楼包围着的会议室里。当我按照导航提示七拐八拐来到目的地时，只看到一只猫气定神闲地坐在那里，一度以为找错了地方。

　　试探着推门而入，里面却是另一番天地。大概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会议室里熙熙攘攘地坐满了人，有挤到前面拍照的，有交头接耳说话的，更多的则是安静地看着主席台。

　　孙君穿件呢子大衣，戴着他那副挂链眼镜，站在台子中央。“我再说一句啊！我们不开那种刷脸的会，一人五分钟十分钟，我们不开这种会。所以下次，我们一人半小时、一小时，把虚的东西剔除掉，把每件事谈清楚，充分地讨论，充分地提高。”

　　这是“农道联盟”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了。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一些人跟孙君念叨，应该建立一个这样的联盟，把一些做乡建的人组织起来，定期开开会交流交流想法什么的，以更好地推进乡村建设落地。而孙君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的一个符号。

　　之所以选择孙君，不单因为他的“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理念得到了多方面尤其是市场派的认同，做出了如“郝堂村”“樱桃沟”“三瓜公社”这样全国闻名的村庄，还因为他是个名人。

　　而孙君的出名，是从北京延庆一个小村庄开始的。

　　

 

　　1998年的北京，风沙还很大，时不时就从罗布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刮来漫天尘土。女人孩子出门总不忘带一条纱巾，沙尘来了好把脑袋裹上。

　　“环保”这个词在当时的中国还很时尚，最先接受这一“舶来品”的是群艺术家，画家孙君就是其中之一。也是机缘巧合，这一年他来到了北京“地球村”廖晓义的团队做志愿者。项目是当时的非政府组织（NGO）支持的，就叫“地球村”。目的很明确，就是更好地推进乡村环保。

　　“我们没有进行过专业的训练，农业、环保，反而处于人最本能的反应状态。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资源分类、农家乐改造、土壤改良中用的是蚯蚓，做得还很先进了，包括生态修复等等。我们去那年农民的收入是1600元，我们离开的时候就达到了5500元。当时在国内外影响比较大。”孙君说。

　　当时北京农村还很落后，项目所在地延庆堆臼石村的生活也艰苦，吃得住得都不像样。孙君不在乎，决定留在村里带着村民做项目。后来村里的农民都喊他“村长”。

　　“挺高兴，‘村长’‘村长’地喊着，你看老百姓认可了。”孙君笑了笑。

　　不久之后，堆臼石村成了联合国确认的世界第101个、中国第一个生态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村。

　　可是这种成就感并没维持多久。也就在2000年他离开后没多久，农民的收入迅速掉头回到了1600元。等他再回来时，河岸的垃圾又回来了，几个垃圾池变成了农民的鸡窝，整个村庄都失去了发展方向。

　　“农民实际上是不会做的。我们做项目过程中没有传授一套方法给他们，没有把理念和习惯从根本上改变过来。而且我们是直接绕过村干部去和农民打交道，团队一撤走，农民马上就散了。”孙君说，他离开后这个项目就失败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各种荣誉如雪片般飞了过来，可是孙君说他没法接受。

　　这件事还给孙君留下了一个遗憾，就是村里那些农民跟着他辛辛苦苦干了这么些年，充满了希望，已经到了一定高度了，又回到零，他接受不了这种高高飞起又狠狠跌落的感觉。

　　“但是不可能再做这个项目了，因为钱花完了。对农民的伤害也大，他没看见那种生活的时候无所谓，大家都穷嘛。人最怕是有了高度再回来，就痛苦了。”孙君说。

　　也就在他去“地球村”的前一年，中央美院组织学生外出写生，孙君这一组去的是大同。大同是产煤的地方，当时污染很严重，照当地老百姓的话说就是“10米之内看不见人”。

　　“但是写生的人把大同画得阳光明媚。我一看，不光是学生，老师都画得阳光明媚，画完了展出来大家一致评价画得好。当时触动你心灵的就是，这是真的吗？艺术是干嘛的？”孙君说，“他几乎和我们今天的有些事是一样的，就是不能用真实的眼光和自己的眼睛去客观地看待事物。可是你普通人不懂不要紧，你是艺术家，你是知识分子，这样做还了得？这是对社会的误导啊。当时我就觉得不想画画了，就觉得没有意义了。”

　　事情就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从中央美院，到“地球村”，再到后来的“堰河村”，最后积累到一定要做这样一件事。所以2003年的时候，孙君创建NGO“北京绿十字”，从此就与乡村建设没分开过。

　　

 

　　前面的项目虽然失败了，铺天盖地的宣传却让孙君成了“名人”，让他有可能在乡土中国的其他某个地方去弥补遗憾。

　　那时的中国乡村，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当中。城镇化大潮下，农民纷纷奔向城市寻找出路。敏感的人们感受到乡村的衰败，一些地方官员也在探讨这样一些问题，并且组织不同方面的专家出谋划策。

　　当时襄阳市请了一帮人去考察，有人就说知道有个叫孙君的人，他做农村做得好，就是因为电视天天报道他。

　　“他们就问，能不能到襄阳来做一个你梦想中的乌托邦。乌托邦就是失败的嘛，没做成的叫乌托邦，大家都不相信你做成了。五山镇的堰河村就是那时候选的。”孙君说。

　　那时候的五山镇党委书记余宝军对“三农”问题有研究，对环保问题也有想法。一接触，觉得孙君这个思路可以，就决定做五山项目。

　　孙君的目标也很清晰，首先就是以前犯的错误，在这儿不能犯。

　　那怎么不犯这个错误呢？这次孙君就不再每天敲钟让农民上工、安排他们干活了，而是把他的想法告诉村干部和镇党委书记。

　　“我讲我有个想法，什么意义什么意义，你看怎么做。他说我有什么想法，他跟我商量。因为我们方法比他多一点嘛，我说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不可以。”

　　五山镇当年有个茶厂，当时茶很便宜，环境也差。五山镇找孙君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卖茶叶。“我说你别这样卖茶叶，赚不到什么钱，我告诉你怎么把茶叶卖出去，怎么卖呢？你把环境搞清楚，你把垃圾分清楚，你把污水搞清楚，你把土壤改良好，将来人家找你买茶叶。”

　　那能卖掉吗，咋搞呢？他们做了几件事。

　　第一把猪圈保留了下来。那时候全国乡村都在拆猪圈，新农村建设很大一块就是改水、改气、改厨房，不鼓励甚至禁止散户养猪。孙君的理由是只要保留了猪圈，剩饭剩菜就能处理掉，农民就有有机肥，生态就保护下来了，农村的垃圾也解决了。

　　第二是资源分类。他说中国乡村自古以来就没有“垃圾”这个概念，“垃圾”是城里人的概念，千万不能把城市的垃圾体系带到乡村来。

　　“中国的农村一直把垃圾当做资源用。农村的污染咋来的呢？就是生活用水偏多一点，但是每家是独立排放，经过阳光、绿植、土壤，自然就是一个分解系统，垃圾分类就简单了。剩饭剩菜不跟垃圾混在一起，剩下的铁、布都有人收。”

　　第三是建立一个自己的标准。孙君认为，只要是大规模种植就很难搞成有机的。因为只要面积一大，病虫害就来了，虫鸟就没有了，蚯蚓就没有了。所以一定要保留一个生态空间。在五山镇，他们设计了每100亩到500亩就有一片保留完好的森林，大鸟、小鸟都有。农民建房子不能用水泥，给燕子做窝留下空间。

　　“我说你们要想真的帮助农民，就要这样做，五山的标准才能冲出去，茶叶就有好价格。”

　　当时参与这个项目的人都觉得这个思路可以，但是流行的做法跟他们想的正好相反。当时政府层面有扶持资金，村收集、镇集中，垃圾填埋。有机农业也有一套标准，后面需要很多东西来支撑。可是农民都是散的，没法搞公司、搞注册、搞检测、搞品牌，所以政府层面也很为难。

　　“那个闵黑子（当地的一个干部）讲，我们只点头、不讲话，回头自己干。”孙君说，就这样，在决策层面算是基本达成一致，接下来就是动员农民了。

　　孙君去五山镇考察，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农村的树砍得一塌糊涂，水土流失很严重，桥也冲掉了，路也冲毁了。他就给当地人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很多地方的村规民约也是，生男孩要种16棵树，生女孩种9棵树，无论男女都留3棵给村庄。“树都没有了还咋叫村啊？让农民接受了这种规范。”

　　“我说你们村只要把这些工作搞完了，茶叶就卖掉了。然后就说好，我们搞。”

　　当然还不止这些，后面还有一个，就是精神上的给养，也就是乡村的文化和信仰。这方面的重建，孙君借用的是一个茶坛。

　　“啥意思呢？就是在五山的茶山上，建一个农民祈福的茶坛。我们定的是上午9点28分，全村选出年纪最长威信最高的长辈，带着人，到五座最高的山上取水取土，用红绸子包好，搞得很严肃。你们把自己的愿望写下来，埋在茶坛下面。有的农民写我要考大学，我要娶媳妇，我要盖房子，全镇的人写了很多很多。全部收集来，装在瓶子里，用蜡封好，红布包好，放在茶坛下面，把水和土封好埋下去。”孙君说，“这个为什么重要，就是要让农民心中有敬畏，因为茶叶和自然有关系。”

　　后来这个茶坛真就成了当地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年年都举行祭奠，变成了鄂西北地区春茶下来前的一个固定仪式，连续办了十几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还去拍了部电影，叫《茶色生香》，讲的就是这里茶人的故事。

　　“环境与学校也是，原来说把小学并走。我与村干部说坚决不给他并。村庄只要没有小学，没有信仰，没有环境，就不叫村庄，这些是农民的文化。所以这些全保护下来了，这是一个多样性的村庄。”

　　正如孙君所愿，团队撤出来这么多年，这个村庄从来没有出现一起上访事件，打架斗殴没有，偷盗啥都没有。

　　“我说你就搞几件事情，简简单单的，村规民约也不要写得花里胡哨，就写几件事情，讲清楚就行，讲管用的。”

　　

 

　　第二次见孙君是在一个小客厅里。他和我提到了冯友兰的一段话：市民和农民，到底哪个更尊重知识，更文明、更爱国？

　　“他是这样说的，凡是遇到灾难，城市人抛弃城池是最快的，因为他不是不动产，全是钱，金银财宝，一打包就走掉了。农民是走不掉的，土地、树木、牛羊，他带不走。带不走，就会形成一种特有的‘根的文化’。”

　　孙君是在城市长大的，儿时对乡村的了解，也不过是每年过年去农村的外婆家一趟。但是他说中国人对于乡村的感情，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比拟的。“就说过年，就那么几天，唯有中国人，‘哗’一下都跑回去了。就是去寻根。”他说这就是乡村的希望。

　　2011年孙君到郝堂村调研，走到一户，老人搬一块砖头过来给他看。上面写的是一个禅院的牌子，庙也没有了，但是老农把石头保留了下来。孙君问：“你保留石头干嘛呢？”老人说：“我一生当中的梦想就是把这个禅院建起来。”为什么要建这个禅院呢？他说没有庙怎么能叫村呢？他保留了四五十年了，这就是他的愿望。实际上他是有追求的，不单单是为了钱。

　　村里还有一个姓郝的人要卖树。“这么粗的大树。”孙君用手划了一个圈，“一般的树100块钱一棵，人家出到300块，他弟弟就讲，卖！300块这么高的价格不卖吗？卖！他不干，因为树是他家弟弟的，他就站在那个地方说你锯我的腿也不能锯树，你300块我买回来。”

　　所以在“郝堂”，孙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资源分类，让村民把村庄环境搞好，在房屋建筑上讲究起来。他要让农民知道，自己生活的这块地方原本就是美的，“我们得把它找回来，把艺术还给乡村。”

　　突破口是“垃圾池”，孙君的说法是叫“资源分类中心”，其实做得特别难。

　　“一开始他不同意。我说盖房子我要最好的工匠。农民说我就是最好的工匠，拆了五次。不行重来，第二次就跟我骂了，第三次就跟我吵了，‘我不干了，这就是最好的了，你拆了三次，太没面子了。’村委会也跟我吵啊，拆到第三次的时候，钱花完了。我跟他们讲，你看古代农村的建筑，漂亮吧？好看是正常状态，现在你们把丑变成正常状态。他就说我一个农民，我还好看呀。即便是村里的老人，他对乡村的历史都不见得了解。因为从他的经历来说，一直是城市优于乡村的，所以他认知里就是这样，我怎么能美得过你城里呢？他不知道中国100年前所有的财富、美丽、文化、时尚都在乡村。”

　　在这一点上，孙君很固执。他没有因为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妥协，而是在坚持中一一化解了。

　　基础材料用的是一种满大街都能看到的水泥砖，还有附近坡上捡或买回来的石头，然而建成之后不知有多少人来参观学习。这也使得村里人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视此为村庄的骄傲，并且主动承担起了讲解的义务，“你们看，这是我们的垃圾分拣中心，哪个村有这样的地方？”

　　孙君一直跟我感慨，说这些年中国传统的乡村文明、农民的自信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是在强大的城市文明的漠视和压力下造成的。

　　“我们说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说很好了，可是为什么又突然迷茫了，回过头来要找传统了呢？现在所有中国人都要往乡村跑，那你说乡村到底好还是不好呢？不好为什么还要往回跑呢？找的是什么呢？找的恰恰是城市的另外一面，你稀缺，甚至没有的。”

　　孙君一直认为中国的文明、道德、伦理、良知的源头在乡村。“为什么我们一到乡村去就有感觉呢？为什么艺术家要往乡村跑呢？因为它更靠近艺术，更靠近直觉。它从视觉、心灵、精神当中更适应人的感觉，就是这个逻辑关系。”

　　这种关系农民不会说，他是这么做了。传统给了他这样的习惯或惯性，他还保留着一点。“我们到农村看，不是全部没有，它是碎片化了，这边被冲击了，那边被破坏了，但是蛛丝马迹你是能感受到的。”

　　对孙君来说，正在做的就是抢救这点蛛丝马迹，然后按照一种逻辑思维慢慢再往上推，把它复建起来。

　　

 

　　做“郝堂”的时候，孙君认识了一个叫李开良的人。

　　他拿出手机，翻出张照片，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大老爷们，笑得格外灿烂。

　　“小学四年级，会用九宫格画图，很标准。”

　　当时孙君正发愁，因为不想把“郝堂”的房子建得像城市，就琢磨着怎么找一个有技术、有文化、懂民俗的人。

　　也是巧，有一天和几个人到山上去玩。找水喝，进到一个村子，有个小破房子，一个农民在里面炒茶。

　　“我说在你这儿喝点水，他就给我们搞水喝。在他烧水的时候，我就到院子里一看，哎，他家厕所还分男女。我说这个农民家还可以，搞得很干净。他很客气，新茶给你喝。那种感觉特别好，你到城市哪一家门都敲不开。”说到这里，大家就笑。

　　“我就问他，你会干嘛？炒茶，除了炒茶还会干什么？会盖房子。我说传统建筑会不会？他说会，会一点点。除了盖房子还会什么？他讲我还会画图，拿出来一个九宫格画的施工图，我一看还可以。中午请我们喝酒，好啊，还请我们喝红酒。”孙君惊叹道，“杯子洗得干干净净的。哎呦，这个农民还有点品味。留下电话，说盖房子找他，帮我试一试。”

　　过了几个月，“郝堂”开始建房了，孙君也不知道这人到底行不行，就请他来建个厕所试一下。把图画了，交代好，就回北京了。个把月后回来一看，喜出望外。“真是手艺人，那个砖头结构，理解得用心啊，用手磨，我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还有不足，我们就商量，怎么改怎么改。”

　　孙君建“郝堂”，李开良是关键人物。如今人们到“郝堂”玩，看到很多清水墙、小布瓦、带飞檐的房子，相当一部分都出自这些乡村工匠之手。

　　孙君说这个事说明乡村有很多宝，就是价值没发挥出来。就拿李开良来说，按照规定承接郝堂村的建设项目需要国家建造师资格证，要有公司，有发票，凡是没有这些的人不能参加，而这些乡村工匠根本就办不到，等于在市场中把他们排除掉了。

　　“1949年解放后建设新中国，当时农村识字率不足5%，怎么办？扫盲。毛主席并没有说你不认字不要你搞了，我叫别人搞，没有。农村建设也是这样的，没有标准，应该制定一个符合他们的标准，或者提高他们的学历让他们读书，而不是轻易地排斥在市场之外。”

　　孙君说：“文明啊，不能注入到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一定是假的。这些年都形成了一个做大事、做宏伟的事的习惯。我知道做不成，但是我知道做最小的事，离柴米油盐最近的事，要反其道来做。”

　　“他们当时来，也是孙老师，你能不能来建一个大的门头、大的礼堂。我说不要，小事做好再做大事。人家都建了礼堂了，我们为什么不呢？老是有这种东西在干扰，惯性思维。”

　　当时去“郝堂”考察，旅游局的人在前面走，孙君就跟在后面。前面的人说这个破房子拆掉，这个破墙拆掉，这个树死了砍掉。回来孙君就跟他们讲，所有你们讲拆掉的房子全部保留，所有你们讲保留的房子全部拆掉，文化与旅游就有了。

　　事实也证明，一年半左右的时候，原本破败的郝堂村大变模样。孙君设计的上百亩荷塘，盛夏里莲叶田田。村里的建筑，除了公共设施，无论餐馆、客栈，几乎都是村民自家的宅院。蜿蜒的石板路、质朴的石桥、清水墙、小布瓦、传统样式的狗头门楼马头墙，别有一番情调。

　　这些年孙君也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尊重农民的处事原则。比如一定要让农民成为主体，因为土地是他们的。“土地从农民手上拿过来3万块钱，卖到市场是100万，结果97万归企业和政府。我一看这不行，当时我们啥都谈好了，一看他们只拿3万块钱，这种事我不会做。”

　　有一次，孙君带人做一个小镇，做到一半的时候领导调走了，新来的领导说下面的规划要改，改了剩下30%的钱才给你。孙君就让人带话告诉他，第一他不改，第二钱他不要了。“我不要钱了，你没办法了吧。”

　　这几年，孙君也发现，很多地方在开始反思。“比如整齐划一不对了，反应过来了，刷白墙不刷了。表层的问题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关键是人，人除了物质之外还关注文化、精神的东西，这个没有5年、10年跟不上。”

　　我的采访占用了很长时间，一个脸被冻得通红的年轻人进来看了两趟，最后忍不住跟我说，外面很多人等着呢，都是来找孙老师想办法的。我说马上结束，紧接着六七个裹着厚棉衣的人挤了进来，坐下就开始握手介绍：“孙老师，这是某地的某某，你好你好，他们那里有个村庄，现在的情况是……”

　　孙君说，好好好，又转头跟我说，“张记者，我再说一句，乡村的复兴是一场政府、社会力量和村民三方协作的结果，离开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和认同，哪怕是一个村庄，也不一定建得成。”

　　收拾好采访本，挤出小客厅，我又回头看了一眼。突然觉得，某种意义上，他们做的就是一场乡村“实验”，而且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实验”。对于再造乡村这个题目来说，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老一辈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到现在，持续百年，几代乡建人走进穷乡僻壤，力图扭转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以及贫穷状况，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或者这本来就是一个不会有确切答案的选题。日复一日不断生长着的乡村，要求这场“实验”一直延续下去。

　　本版图片均由三瓜公社、北京绿十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