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雯看望村民李家志。

　　人物档案：吕雯，女，1994年生，中共党员，江苏高邮人，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2019年选调生，现任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吴桥镇小荡村党支部副书记。 

　　11月17日，上午9点，我登上从南京驶往江都的高铁，赴一场结对之约。

　　这里是长江中下游平原，水网纵横、土地肥沃。车窗外是大片大片刚收割过的田野，残留着黄色的秸秆茬，平坦，空旷，等待着农民的下一轮播种。

　　我翻阅着手中的一篇论文，作者是我马上就要见到的选调生吕雯。论文的题目是《小荡村社会矛盾化解问题研究》，这让我对她的基层经历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此前我们从未谋面，只在朋友圈里看过她的照片。她是个甜美婉约的女孩，选择如此严肃的选题，让人有些意外。

　　这两年她经历了什么？基层工作的得与失、情与理、苦与甜，她有没有找到自己的答案？

　　本报记者采访吕雯（左）。 葛茂梅 摄

　　得与失—— 

　　当理想之光照进现实 

　　吕雯在高铁出站处等我，白净秀气，语调温柔，我们一见如故，就像久别重逢的朋友，聊起了她的故事，以及她服务的村庄。

　　追溯吕雯的成长经历，在城里长大，顺风顺水考上重点高中、重点大学，读完本科又读研。本可以顺理成章留在大城市，她却选择了逆行。

　　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让亲朋好友意外。上大学时，她就每个周末给困境儿童补课、坚持了3年。“我爷爷是个老农民，他为人耿直，同情弱小，对我影响特别大。我到基层工作，爷爷特别欣慰。”吕雯说，“我跟爷爷一样，就是见不得别人受苦。”

　　见不得人受苦的吕雯来到吴桥镇小荡村，成了群众口中的“小吕书记”。

　　小荡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村庄，没什么长处，也没什么短板。非要说特点，最大的特点大概是人多——下辖10个村民小组，农户1367户，总人口4624人，是吴桥镇人口最多的村。吕雯说，“以前看基层，像隔着一层纱，不能感同身受。现在来到这里，自己成了剧中人，对群众的喜怒哀乐有了最直接的感知。”

　　她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前，吴桥镇有个老党员，临终前，让儿子把他抱到院子里，又让儿子将村书记请来。村书记赶来后，老人把下半年党费交到书记手里……“我听说之后，眼眶发烫，基层党员对党的感情令人动容。”

　　下午3点，我陪吕雯一起走访低保户。

　　七组李家志的独生子2013年去世，留下两个孩子，老伴3年前患上尿毒症，全家靠低保金以及李家志在镇上打工的收入维持生计。

　　来到李家志家，老人一听吕雯在门外喊“爹爹（爷爷）”，应声迎出门来。吕雯从包里拿出一沓口罩交到他手上，“爹爹，昨天在镇上看你一边扫地一边咳，最近雨少，灰尘大，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啊！”说话间，李家志的老伴从隔壁回来，看到吕雯就说，“好姑娘，你老来看我们！谢谢、谢谢！”她絮叨许久，又给我们看她透析的伤口，吕雯耐心听着，不时摸摸老人的肩膀安慰，透着一种温柔的亲热。

　　回去的村道上，安静得一声狗吠都听不见。吕雯说，不是没有人，村里常住人口近3000，60岁以上的1300多人呢！年轻人不在家，老人更需要交流和倾听，经常去看看他们，听他们唠唠家常，对他们是一种精神慰藉。

　　年初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姚颖，今年42岁，对人的观察细致入微。“工作之余，小吕经常自备礼物到五保户、困难儿童家里探望，群众都很喜欢她。”姚颖重点提到了“一副老花镜”的故事。原来，吕雯在村服务大厅看到，前来办事的大多是老人，填表、签名经常看不清字，就不声不响自费买了一副老花镜供群众使用。“仅这一点，就看出小姑娘心有多细。”

　　姚颖介绍，吕雯还经常出一些“金点子”。今年7月抗疫时，小荡村核酸采样压力大，很多村民用的都是老人机，没法生成采样码。吕雯就想了个方法，和志愿者带着便携式打印机到老人家中，一户户打印采样码，老人直接带着就可以进行核酸检测。后来这个办法在全镇进行了推广。

　　小荡村村景。

　　情与理——

　　在合情合理间寻找平衡

　　在村一段时间之后，吕雯发现，随着村民与外界接触频繁，外出打工者流出、返乡创业者增加，各种理念、观念碰撞，也衍生出许多矛盾。小到一棵树的归属，大到一块承包地的流转，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刚到村没多久，她就参与调解过一起小得不能再小的纠纷。村民老奶奶A和老奶奶B是邻居，关系一向不错，可有一天，A看到B没有主动打招呼，B很生气，两人就吵了起来，越说越激动，拉扯着到了村委会。吕雯一听，哭笑不得，连忙把两个人分开劝说，最后A在村干部们的见证下跟B好好打了个招呼，两人和好如初，相携回家。

　　吕雯很感慨，“如果没来村里工作，听说这样的事，我可能会觉得很可笑，很无聊，只有身处其中，才知道这样的小事对他们有多重要。我曾听说有邻居因为一句玩笑话，几代人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心结再小，也得解！”

　　这就是她那篇国情调研报告选题的萌芽。

　　吴春香，高中学历，55岁，小荡村调解主任、九组组长。要见她一面并不容易，得提前约——她太忙了，往往不是在调解，就是在去调解的路上。

　　我必须见到她。因为她算得上吕雯在村的半个导师。

　　吕雯说，她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看见吴大姐的情景。彼时她跨坐在电动车上，头戴自制“脸基尼”，只露出两只眼，形象足以让人“瞳孔地震”。站在村道上跟村民说话，语速极快，当地土话被她说出来就跟机关枪一样，给对方造成了完全的火力压制。

　　当时吕雯完全没想到，这个看着极厉害的农村妇女，以后会带着她走家串户，让她一点点了解小荡人的家长里短、悲欢离合，并且直接影响了她国情调研的选题和内容。

　　我如愿在村委会办公室见到了吴春香。她人精瘦，说会儿话就得喝口水，茶杯里常年泡着胖大海，“没办法，经常跟人喊话，不喝这个喉咙受不了。”

　　吕雯到村后，吴春香见小姑娘对矛盾调解有兴趣，顿感遇到知音，将半辈子的工作秘笈倾囊相授。“调解先看人眼神，有的莽、有的轴，有的贪便宜、有的没心眼，心底有了判断，再决定怎么开始劝。有时得双方都在场，有时就得分别做工作！”吕雯连连点头，学得十分用心。

　　我专门翻看了今年以来小荡村矛盾调解的卷宗，边看边听吕雯和吴春香讲调解过程，发现其中很多或大或小的案例，过程大多只有一句，“经村干部多次调解，双方同意和解”，其实里面往往省略了上万字的苦口婆心。

　　夜深人静时，这些案例背后的故事常常浮现在吕雯脑海。她反复思量，在调研报告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村民如果无法通过合理途径来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往往会选择其他不理性的解决方式。调解，必须消除矛盾纠纷的诱发因素，在合情与合理之间寻找平衡。

　　她回忆说，今年跟着吴大姐调解一块塘的纠纷让她印象最深。

　　九组村民王大鸣，今年初在院里挖了一块塘，长七八米、宽五六米，深一米二。邻居从自家楼上看到，大惊：“这么深，影响我家地基！”遂到村委会告状。吴春香带吕雯上门调解，王大鸣想不通，“我在自家院里挖塘，关他啥事？”激动地拒绝回填。吴春香一通大嗓门：“怎么不关人家事？塘深度超过了人家地基，一旦将来影响到房子，到时就不是我来找你了！”王大鸣听了，主动回填。

　　万没想到，下半年，王大鸣又在院里挖塘，其邻居还是来村委会告状。吕雯问吴春香，“大姐，还让他回填吗？”吴春香摇头，“咱们得先调查了解新情况。”俩人上门，王大鸣连连叫屈：“我这回只往下挖了70公分，且找人做了专业防水，绝不会影响他家。”吴春香实地查看后心里有了谱，带着吕雯去找邻居：“这回我们不支持你。人家没有违规。”吕雯跟着劝：“他家挖塘做景观，你在楼上不花钱就能欣赏，岂不是美事？”邻居听听有道理，便不再纠缠这件事。

　　同样是一块塘，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结果，令吕雯大开眼界，越发觉得基层工作如烹小鲜，奥妙无穷。

　　还有秸秆禁烧。村里有个老人姓张，脾气很坏，总爱偷偷烧秸秆，有一回被村民看见，向吴春香举报，又叮嘱她，“千万别透露是我说的。不然他跟我没完。”

　　吴春香带着吕雯来到老张家：“老张，你昨天是不是在田里烧秸秆了？卫星定位到你了，拍下了你的脸。现在上面要罚款，你说咋办吧？”老张慌得不行：“咋就拍到我了？我弯着腰哩！”吴春香作高深状：“这你别管，现在给你指条明路。你呢，在村里巡逻看谁焚烧秸秆，将功补过，上面也许就不追究了。”后来，老张管起秸秆禁烧，比谁都积极。

　　每次调解完，回到村委会，吕雯还经常复盘。吴春香夸小姑娘有灵气：“会举一反三，而且不怕事，不容易！”而吕雯也从吴春香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一点：在村里干事，自己必须公道，站得正行得正，就算对方嗓门比你大，话说得比你狠，可最后还是得服你。”

　　苦与甜——

　　成长总伴随着欢笑与泪水

　　在当地干部群众眼中，吕雯是个性格温和、做事靠谱的人。

　　吴桥镇党委书记田军是个80后，清瘦，戴着眼镜，看起来像位中学教师，有空的时候，他也的确会给吕雯这样年轻的镇村干部上课：“基层干部，公鸡打架都要管，必须多听群众的呼声和诉求；干中学，学中干，乡村振兴，新的要求新的政策多，你们自己要先吃透，自己学不透，好声音就很难喊到底。”

　　对吕雯这个学生，田军评价说，“这个小姑娘，不简单。”

　　七八月份抗击疫情期间，吴桥镇一共设置了15个核酸检测点，每天，田军都要带队到所有点位检查几趟，每次到小荡村这个检测人数最多的点，都能看到吕雯在现场忙碌，防护服湿透，有几回还碰上她正被群众指着鼻子骂，但她没有撂挑子，更没有哭鼻子，而是有条不紊、耐心地做好工作，不由点头，“能受委屈，能吃苦，这个年轻人可以。”

　　面对肯定，吕雯有些不好意思。她透露，自己在核酸检测现场，还爆发过一次。

　　那天，刚开始群众排队很有秩序，后来突然下雨，有人就往前挤，队伍乱了起来。当时现场维持秩序的只有吕雯一个人，“我想好好跟大家讲道理，可谁也不听，我感觉自己都快被人群淹没了，情急之下，我拿着喇叭爬到凳子上大吼，要是再乱挤，不能保持一米间距，谁都不能做核酸！几嗓子一吼，现场逐渐安静下来。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跟村民们那么凶！”等群众安静下来，吕雯又哑着嗓子跟大家讲道理，后面排队检测的秩序一直很好。

　　对群众发了火，吕雯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村书记姚颖得知后安慰她说，“小姑娘偶尔露峥嵘，让人刮目相看。没有主见和个性是做不好基层工作的，关键时刻，身为党员干部，必须镇得住场子。”

　　疫情期间，小荡村一共测了5轮核酸，吕雯每次都是凌晨4点起来做准备，一个多月没回家，人瘦了5斤。吕雯的老公刘文豪很心疼，可她却乐呵呵地说，“瘦了好，拍婚纱照更好看。”

　　当天晚上，我见到了刘文豪，高大帅气，脾气极好。他和吕雯是大学同学，山东菏泽人。为了爱情，陪她来到扬州工作、定居。俩人相恋5年，原计划8月14日七夕那天领证，为了抗疫，他们果断往后推迟了1个多月。

　　9月26日，小两口领证了，可吕雯在村工作，离城区开车要一个小时，还是经常回不了家，有时候积累的疲惫和坏脾气都发在刘文豪身上，他都能包容，“她在村里，很辛苦。”

　　俩人相视一笑。这一刻，我感觉自己有些多余。　　

结对感悟：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 

　　我结对的选调生吕雯，是个“非典型”采访对象。作为名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她无疑很优秀；但在基层，她还是个新手，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也没有获得过多少荣誉。

　　见面之前，吕雯有些忐忑，“我真的很普通，你来采访我，写些啥呢？”前往小荡村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采访的突破口，直到翻开她的国情调研报告“小荡村社会矛盾化解”，灵感才不期而至。

　　广袤的农村，像小荡这样普通的村落有无数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平凡的小荡恰恰又是最有代表性的。在村两年，这个年轻的女孩经历了什么，又为什么选择“社会矛盾化解”这样严肃的调研题目呢？

　　背后的故事，的确没有让我失望。

　　在村里，吕雯除了日常村务外，更多地关注基层矛盾调解，而这，恰恰是基层治理的痛点、难点。在她调解的卷宗上，矛盾的起因小到一棵树、几株苗，大到一口井、一块田，听吕雯细述调解过程的跌宕起伏，越发体会到基层工作的不易。

　　吕雯一次次跟着村里的调解主任东奔西跑，一个文静的小姑娘，面对各种复杂场面不畏惧、不退缩，有时会被村民指着鼻子骂。难怪村调解主任称赞她，“有胆识，有灵气”。她讲述的一个个生动案例，自然成了我报道的重要内容。

　　采访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在五保户李家志家中，患有尿毒症的老人絮叨着病痛的折磨、生活的不易，吕雯轻轻抚摸老人肩膀，那般温柔之情，无声胜有声。正是通过这些细节，我看到了在小荡这样普通的村里，村民的喜怒哀乐那么真实，基层干部的日常又是那么充实。

　　平凡的村子有着不平凡的故事。作为一名记者，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书写不平凡，既是一种追求，更是一种功力。（本报记者 许露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