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葛志华毕业于同一所中学,参加了四十三年前的同一场高考,并被不同的院校录取,成为所谓“天之骄子”。这种成长性与共同性在彼此稚嫩的心灵刻下了清晰的痕迹。大学毕业以后,我们在不同地方从事不同工作,他入职党政机关,我则从事文化工作。虽然彼此见面机会不多,但却心心相印,见面时相谈甚欢,干事时一拍即合。有了智能手机以后,微信又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联系更为频繁,葛志华的人设也日渐清晰与完整起来。
在我心目中,葛志华是“三农”理论研究者,在现代化与“三农”、农民发展理论、合作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研究等领域有独到见解,常常是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葛志华又是“三农”工作操盘手,在乡镇、县区、机关部门等多个岗位从事“三农”工作,干成了一件又一件实事,处理了一件又一件难事,常常是亮点纷呈、事半功倍,在同行中有一定知名度,多次到上级会议介绍经验,给同行做业务讲座。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务实与务虚的统一,既是他的鲜明特色,又装点着他的“三农梦”。诚如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保育钧在为葛志华的第二本书《国运之本》作序时所说,“在作者身上,工作与治学不仅没有矛盾与冲突,而且起到了相得益彰与相互促进的作用”。
与一般人相比,葛志华无疑是幸运的。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能够受到从小学到研究生阶段完整的国民教育,并于1988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的确是不多的。参加工作几十年以来,其工作岗位多次变化,但都与“三农”工作息息相关,的确也是少见的。专业与职业交织、爱好与工作重叠,这种巧合使他比一般官员更有方向感,比普通学者更加务实。
葛志华生长在农村,其父是农村基层干部,从合作化一直干到改革开放,差不多长达半个世纪。其父文化水平不高,但农村工作与群众工作经验异常丰富,大事小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所负责的生产大队(行政村)一直处于所在公社(乡)的先进行列。其母是勤劳朴实的农民,识字不多识事不少,一个简单的比喻就能化解子女的心结。从小的耳濡目染就成为“三农梦”的源头。他的处女作《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村干部》,用“眼睛一睁,忙到熄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来形容村干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对父亲近距离的观察。
参加工作几十年来,他先后在农村中学、市委组织部、通州区兴仁镇党委、港闸区委、海门市委、市供销合作总社、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等单位工作。尽管这些单位地位不同、职责不一,但都与“三农”工作密不可分,都含有“三农”工作元素。正是借助这份机缘,葛志华与“三农”结下不解之缘。
葛志华的“三农梦”,既是一以贯之的,又是与时俱进的,经历了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肤浅到深刻、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具有鲜明的特点,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五个度”:
——认识上有高度。诚如葛志华在《我与“三农”的不解之缘》一文中所述:“三农问题既有重要性,又有紧迫性;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紧迫的现实问题”。就重要性而言,“三农”既是了解中华文明的源头,又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现实问题之一。就紧迫性而言,“三农”问题既是现代化的“难中之难”,又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做好“三农”工作,实质上就是补中国式现代化的短板。
——工作上有深度。乡镇、县区、机关部门的三农工作角度与侧重点各异,但目的性相同,那就是补现代化的短板,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四化同步”。但“三农”问题之复杂、牵涉领域之广泛,纠结历史之烦琐,都是其他领域所罕见的。浅尝辄止做不好工作,更得不到实效。葛志华从事三农工作,既仰望天空,又脚踏实地,既上接天线,又下接地气,善于从调查研究入手,在吃透上情、摸透下情的基础上,认真抓好上下结合、创新、典型引路、检查落实等环节的工作,既有方向感又有实效性。在供销合作社工作期间,他应邀到京西宾馆参加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文件的起草与讨论,又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抓好落实,形成了合作强农、龙头带领、服务惠农、培训育农、金融助农、流通活农等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使南通市供销合作社一跃成为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的排头兵。他还到中南海参加了全国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座谈会,并作了经验介绍。
——推进上有力度。在推进“三农”工作中,葛志华注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政府的主导作用、市场的驱动作用、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实现同频共振。在推进“三农”工作中,他既有一般号召,又有具体指导,既抓典型,又促平衡,并把工作业绩与单位排名、干部使用、评先评优、职级职务晋升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效果上有亮度。不管在哪个岗位,也不论时间长短,葛志华的“三农”工作都有亮点。这种亮点既体现在各种荣誉上,如代表单位三次到人民大会堂领奖、到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全省组织工作会议上做经验介绍、到中央组织部业务工作会议、市政府服务业大会上发言。他个人也因此荣获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两度荣膺“中国合作经济年度人物”称号。这种亮点又体现在处理了一件又一件难事,干成了一件又一件大事上,如在供销合作社工作期间,先后联合相关市场主体征地2000多亩,引进投资30多亿元,为当地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得到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白立忱的点赞。这种亮点还体现在他的“三农”体会文章上。他在《新华日报》等主流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以合作制高质量发展为农业强国建设赋能》《农村工作的加减乘除》等,引起读者广泛共鸣。这些文章既是“三农”工作经验总结,又是工作成果的具体体现。
——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度。中国社会学会原会长陆学艺在为他的第四本书《从田园诗到狂想曲》作序时说,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葛志华“三农梦”的一大特色。在葛志华身上,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是统一的融合的。“三农”工作为他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源头之水与独特视角;而“三农”理论研究又使他的“三农”工作更有方向感和实效性。正因为如此,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保育均在为他的《虚实之间》作序时认为葛志华“能把简单的事情做得不简单,把平凡的事情做得不平凡,把不可能做成了可能。”
近日,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葛志华的新著《从传统小农到新型农民》,就是理论与实践融合度又一例证,更把他的“三农梦”推到了新的高度。全书用30多万字的篇幅,紧扣现代化与农民这一主题,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与理论工具,立足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这一宏大历史叙事背景,全面梳理了“农民的前世与今生”,扫描了“大国小农”的生存状态,描述了滞留在现代化途中的农民境况,阐述了现代化与农民的内在关联,评述了发达国家农民转型的经验教训,研判了农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我国农民转型发展的路线图。该书既是“三农”理论研究成果的结晶,又是“三农”工作实践成果的升华。全书主题明晰,立论严谨,分析透彻,实现了历史厚度、理论高度与比较研究宽度的有机统一。诚如著名学者、中央党校副校长龚维斌在该书序言中所说,“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为了回应读者的关心,葛志华又发表了《十年磨一剑——写在〈从传统小农到新型农民〉之际》一文,该文在详细介绍了写作缘由、写作过程与主要观点后表示: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我国农民一定能实现从传统小农到新型农民的脱胎换骨、从身份农民到职业农民的凤凰涅槃。
该书一面世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二级研究员苑鹏发表了书评《现代化道路下的农民转型之路探析——读〈从传统小农到新型农民〉有感》。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孔祥智教授发表了书评。南通大学二级教授臧乃康发表了书评《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叙事——读葛志华先生〈从传统小农到新型农民〉有感》书评。《新华日报》发表了汪松明教授的书评《现代化究竟要化什么》。《江海晚报》发表了朱一卉先生的访谈录——《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学术力量——〈从传统小农到新型农民〉访谈录》。南通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二级教授宋捷发表了书评《葛志华的“三农”研究及其他》,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徐沐玥发表了书评《由H、孟德拉斯的成名作想到的》。这些书评从不同侧面阐述了该书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分析了该书的特色与主要观点,为读者更好地阅读与理解该书提供了有益参考。
在我看来,该书除了上述书评所述的价值外,其文字也很有特色,既没有一般理论书籍的枯燥乏味,也没有中药铺式的八股气息,而是用流畅的笔调,把枯燥的学问讲得栩栩如生,把高深的理论说得深入浅出,把复杂的问题解得简单明了。
葛志华已在“三农”战线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形成了他特有的色彩斑斓的“三农梦”。虽已年届花甲,他仍以矫健的步伐继续行走在圆梦路上……
顾耀东:诗人、作家、影视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