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行区梅陇镇永联村吴介巷党群服务站一角。 华贤东 摄

　　网球场、足球场、健身房、电影院……这些过去要去城里才能体验到的公共设施与服务，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北管村的村民们，如今在家门口就可以拥有。

　　对于许多地方来说，乡村与城市社区最明显的差距，就是居住环境与公共基础设施。在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破3000万元的当下，全国人大代表、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认为，村子有能力也有义务，为村民们提供不输于城市社区的居住体验。

　　倾听村民意愿，完善基础设施

　　走进北管村，一排排“花园别墅”整洁优美，道路宽敞，路灯、通信网络等配套齐全，全村195户村民从低矮的平房，搬进了焕然一新的“别墅”，这缘于2020年北管村启动了“百姓宜居家园”组团式房屋建设工程。

　　对于沈彪来说，“百姓宜居家园”项目是村民们几十年来的“安居梦”，也是村里这几年的头等大事。在工程开始之前，北管村前后开了五十多次意见征询会，还租了两辆大巴，请每户人家派一名代表，去嘉定区华亭镇、江苏省无锡市等地考察。那段时间，每周施工方与村民代表都要坐下来开会，小到房屋的窗户尺寸要精确到几厘米。“翻建的过程也是凝聚人心的过程。”沈彪说。

　　2023年，北管村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如今，北管村每个季度都会召开一次村民代表大会，“村庄要建设什么，首先要弄清楚老百姓需要什么。”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不能照搬照抄城市社区，应从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需求和未来超大城市乡村新功能出发，这就要求让百姓有渠道表达，有村干部倾听。

　　松江区叶榭镇、泖港镇、新浜镇、石湖荡镇都位于黄浦江南岸，统称“浦南四镇”，叶榭镇是60岁以上老人占比最高的镇，而堰泾村则是镇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村。叶榭镇党委书记季明介绍，在全镇推进科技、文化、医疗、卫生四下乡的过程中，他发现每次在医疗窗口排队的老百姓最多。在镇党委的引导下，堰泾村的三位70后中青年回到村里，租下了10幢村民房屋，比照城里的养老院标准，投资1200万元进行适老化改造，建起了上海首家由社会化组织打造的农村专业养老服务机构——“幸福老人村”。

　　通过嵌入式养老模式，打通农村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将小微养老机构嵌入乡村，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的就近养老问题。以堰泾村为起点，“幸福老人村”作为上海市首创的农村养老新形态，在许多村庄迅速开枝散叶。

　　同样是在松江区，泖港镇黄桥村构建了以村民提事、网格议事、会议定事、联动办事、村民评事、村民督事为原则的“智多星”协商议事平台。在黄桥村村民的共同决定下，该村也通过公建民营的运营方式，整合长者照护之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等机构养老服务功能。如今共有38位老人成功入住，在周边也形成了以点带面的农村养老服务格局。

　　体现为民属性，激发内生动力

　　2018年，上海市共筹措了55.3亿元帮扶资金，用于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的自主发展能力。截至2023年，全市累计拿出127亿元用于提高群体保障水平，还前后选派了三批近600名驻村第一书记奔赴乡村一线，为327个村庄招引了5.9亿元投资，引进258个落地项目，上海市农村集体经济总资产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上升。

　　搭上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快车，如今以北管村为首的多个上海城郊村的集体经济年收入都突破了千万元，这些村庄并没有单纯地扩大产业规模，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而是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为民服务。

　　早在2014年，上海就将“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列为市委一号课题，基层工作重心鲜明地转向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上海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对村“两委”干部的考核中，该市还引入了多维度的指标体系，考核除了村集体经济收入，还包括公共服务覆盖率和村民满意度。其中，多区居村干部评价体系将群众满意度指标权重提升到50%以上，同时表现优异的村“两委”班子，还将获得额外的资源倾斜。这种制度化的激励机制，确保基层干部从“被动”完成任务到“主动”谋划创新。

　　“将资金投入到为民服务和乡村治理的做法，不仅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理解，也是对新时代社会治理和城乡发展需求的精准把握。一方面，配套设施在发挥社会效益的同时，同样能够产生经济效益，此外，村民与社区居民一样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倾听并正视这种合理的需求，也正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人民’属性。”该负责人说。

　　在今年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上，上海市委组织部介绍，该市发挥全市街镇及以下1.2万个党群服务阵地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治理功能，推出社区食堂、托老托幼、“一张床”等项目，2023年服务6000余万人次、开展活动35万余场。面向新就业群体提供餐饮休憩、牵引救援等服务，引导超2万名新就业群体有序参与治理工作。

　　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海市在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方面的探索与实践越发深入。

　　精细化治理，从管理走向服务

　　老龄化的社会诉求、新村民们的服务管理，伴随了上海乡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全过程。如今，坚实的经济基础、“有办法”的村“两委”干部队伍，使得上海的乡村治理从粗放传统模式走向精细化成为可能。

　　上世纪90年代，嘉定区江桥镇太平村重新修订管理细则，明确本村流动人员享有与本村村民同样的义务和权利。“当时这是一种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探索，也因此我们村被评为全国民主管理第一村。”太平村党委书记徐良说。2018年，依托江桥镇郊野单元二期规划，399户村民整村搬迁，太平村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壳村”。除了紧紧拉住“风筝线”，密切联系服务太平村全体村民，携手动迁小区探索村居共管外，太平村的治理重心，更聚焦辖区内的120余家企业和1300余名从业人员。

　　走进太平村，在巨大的村级数字治理平台大屏上，显示着村里9处重要出入口的实时影像和多个功能板块，当发现货车乱停等行为时，工作人员在电脑前轻点鼠标，一架无人机便应声而动，并迅速将现场画面实时传回大屏。

　　“无人机巡检帮我们实时找到过去难以发现的治理‘边角’，这套在嘉定区推出的‘智慧飞治’无人机网格化巡检系统，功能覆盖日间与夜间烟火安全隐患监测、河道飘浮物搜查以及道路垃圾侦测等等，可以高效解决农村地区频发的问题。”徐良说。

　　数据监测、物联感知设备、人机视频巡防，数字化、智能化的治理技术，已经深入到上海市乡村治理的方方面面。2020年，上海在全国首创推出“两张网”——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四年来，各地在数字化治理应用场景建设上不断创新实践，现代化治理案例不断涌现。在闵行区梅陇镇永联村吴介巷党群服务中心大厅里，摆放着一台“一网通办”自助终端，超过730项业务均可通过终端机24小时在线办理或申请。

　　畅通百姓“说话”的渠道，是培养村民自治意识的关键，这种“共商共治”模式，增强了村民对村庄发展的参与感与归属感，也让村“两委”班子在工作中更具责任感。

　　“这是我们村自己设计的标识，上面不仅有传统的四合院和厂房，还有一条高铁线贯穿其中。”高铁穿村而过，是闵行区华漕镇王泥浜村给人的第一印象。作为一个典型的“城中村”，近700亩的村域面积，厂房密集街道拥挤，6000多名常住人口中九成是外来人口，这给治理带来诸多困难，如何破题？

　　“我们村干部们有一句玩笑话，叫‘一杯摩卡，思路不卡’，就是面对问题不要着急，而是在走村入户中找到关键抓手。”王泥浜村党支部书记金爱芳的回答很“上海”。村“两委”干部在工作中发现，住在本村的房东对租户信息了解清晰，于是让房东委派一名常租户作为临时管理员，“户管家”制度逐步形成。户管家承担户内基层服务和安全管理，房东、二房东、租客中的积极分子都被纳入治理队伍中，实现“人房共管”。在热心管家们的带动下，租客们很快融入村宅，参与垃圾分类、安全规范用电……

　　让百姓“金点子”成为治理“金钥匙”，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生根，在金爱芳看来，这不单是治理逻辑的转变，基层党组织的身份也在悄然转变，过去百姓眼中“强势”的村干部们，开始为每一位村民家门牌的美观与统一而着急，为村民们电瓶车是否有足够多且安全的充电棚而奔走……

　　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的背后，归根到底是“人性化”。“在村里当村干部，不要把自己当成管理者，更多时候我们都是服务者。”金爱芳说。

　　本报记者 华贤东

　　通讯员 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