娥姐是村卫生室唯一的医生，她发布的信息包括：通知儿童打防疫针，老人测量高血压，贫困户、残疾人到村卫生室检查等。
转了地球半圈，2019年春节返乡，我终于与一张张滚烫的乡亲面庞相遇。正如梁鸿教授说：“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
暮色初降，车子在豫中郏县陈村外公路上停住。爷爷生前开的琉璃瓦厂旧址上，新建了“富豪古建瓦厂”，厂名旁挂着“就业扶贫基地”的牌子。道路两侧满堂堂的，烟囱、工厂、雕花灰瓦。通向村里的路口，竟也找了半天。
十年记者生涯，我一直关注各种新闻漩涡中的村庄，如“盲井村”；出国留学的课题也是关注海外边缘村庄——墨西哥古老的玛雅村、美国“活在现代的古代人”阿米什部落，以及印第安人部落……也许是我功利主义的嫌弃，陈村，这个中原默默无闻的小村，干瘪而无新闻，一直被我漠视。2018年母亲一场大病术后，无意中对我说起：“你知道吗？陈村你出生的西厢房都快要塌了。他们说拆掉吧。我说不中，得留住，给楠楠一个念想。”
于是我决定返乡，去看看那个在我印象中没有新闻的村庄。从2019年春节返乡至今，这一年，我“卧底”卡车司机微信群，参加他们为遇难工友的捐款活动，我还经历了有50年历史的村庄小学被撤。喜怒哀乐，陈村的“新闻”，其实一直在延续。
“卡车协会分会长”
“‘老赖’已交钱，所有人停止打电话。”在近500人的卡车协会分会群里，商量对付欠钱的“老赖”是重要的命题，群主王晓伟在微信群发出语音指令，各种表情、文字、语音条闪烁，鼓劲的红包标语是“攻击老赖人人有责”“一定要把老赖打倒”。
群主王晓伟和“老赖”电话沟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无效后在群里发布“追讨令”，详细介绍“老赖”的恶劣欠债细节，例如，“今天推明天，一拖再拖。就这样推了一年多。”然后会动员大家行动：“卡友们上班了！主打老赖手机号，大家都把他标疑似诈骗电话。”群里管理人员会提醒大家：“文明用语。大家切记咱是维权。别说攻击的字眼。”直到追讨条件谈拢，群主会发布命令：“所有兄弟姐妹们注意了停止攻击！听总部命令。”
在微信群“卧底”半年，我目睹了十多起追讨行动。而卡车协会分会长、卡车司机王晓伟，是我2019年春节返乡深度接触的第一个人。
那天，从瓦厂向南，步行路过干涸多年的水库、新修的火车道，十分钟就到400多口人的陈村。残垣断壁的老房子，很多都复垦成耕地，东一块西一块，点缀在房屋间，起起伏伏。
中原大地文化悠久，以陈村为中心，半径10公里之内，就有苏东坡父子“三苏坟”、宋代官窑神垕古镇、广阔天地知青园等。而在我印象中，陈村的人们，世代在贫瘠的盐碱地上刨食，种点玉米、花生、豆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闷声不响。
离开多年，陌生的村庄，访问什么？王晓伟进入了我的视野。他四十出头，作为微信群“美丽家园陈村”上百人的群主，是村里的能人。如果不是在地下赌场“输了一个厂、一辆车”，他可能不需要现在这样拼。如今，他贷款买了50万元的卡车，从背着氧气瓶的青藏线开到广州往返跑运输。
王晓伟最在乎的，是微信头像上印的身份：“卡车协会分会长”。农历腊月二十五，从广州出发，王晓伟把货车开到陈村山脚下空旷地。第二天一早，他就带领村附近的卡车司机们去协会总部河南某县会师，参加春节联谊会。
四五百名从各地赶来的卡友和家属，在红色签名墙上写下名字。音响轰轰、彩灯闪耀，摇臂专业拍摄。联谊会的网络直播地址一打开，各地卡友的点赞评论跃出。
“咱们协会的追讨部，2018年成功地帮卡友们追回20多万工钱，体现了抱团取暖的精神。”卡车协会易会长发言致辞，“中国有3000万名卡车司机，互助组织很多。像我们一样正规注册、有2万多人的协会，非常少有。”
“卡车协会专用酒”摆上桌，东北二人转热场，然后是歌曲《中国梦》。参加过湖南卫视大咖秀的模仿者跳着杰克逊太空舞，烟雾喷出，变脸又模仿起獠牙恶鬼。
一面面锦旗被卡友们送上台，前来主持的河南电视台主持人略显激动地解说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卡车司机朋友们无论是遇到故障、翻车，还是乱收费，协会微信群消息一发，卡友们能帮忙的都赶来，有时送一个零件，就解决了燃眉之急。”
王晓伟被授予了优秀管理奖，水晶奖杯上是竖大拇指的图案，他举着给我拍照。在激昂的颁奖音乐中，卡车司机们从T字台上场，领取荣誉证书，有的甚至还穿着厚绒睡衣。
联谊会最高潮的环节是自称“文化水平不高，只会说感谢”的司机点燃的。他叫东子，运输途中遭遇车祸，妻子不幸去世，留下年幼的孩子。协会一号召，卡友们给他家捐了4万多元。分会长讲这个故事时，现场鸦雀，然后是雷鸣般的掌声。
“前一段卡车司机小辉夫妇去世，上万卡车司机送行。他们出事的青藏线我也跑，缺氧难受。”同桌的王晓伟感慨，“外人很难理解卡车司机的心酸，有的运蔬菜水果，一点不能耽误，连续驾驶。有的运危险化工品，要考专门执照，处处小心。最气人的是欠钱。”
卡友们说，现在的运输信息大多在网站获得的，有时打个电话就成交，也不签合同。货主登记他们的身份证、驾驶证，装货运到目的地，卸货后才打款。有的借口货品有损害等理由克扣工钱，甚至不给钱。
易会长解释：“卡车司机文化水平大多不高，走法律途径时间拖不起，很多都是一人养一家，月月要还车贷，成立追讨部，就是应广大卡友之需。”
追讨部设置专门的事实核查员，都是义务志愿。他们先核实情况、收集证据，再打电话去跟货主沟通。遇到“老赖”，就要用“集体轰炸”的土办法了。
王晓伟琢磨：“最笨的办法最有用，协会微信群动员司机们，都给老板打电话。老板每天接单子各种信息电话不敢错过，一接就是要钱的，生意就没法干，他们自然就想着还钱了。”
专门负责追讨事务的余副会长，说现在遇到了新麻烦。被卡友集体骚扰过的老板，现在开始了智能设备“反攻”。
“协会负责人电话在网上是公开的，有的老板报复我们要钱的。用隐蔽号码发消息打恐吓电话，说什么要把你整的怀疑人生。我们压力很大。”
联谊会最前桌是协会邀请来指导的维权专家王金伍。王金伍义务支援卡车司机，却对卡车协会的追讨办法表示担心。“合理，但是不提倡。电话集体讨债，属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还是要签合同，拿好证据走法律渠道。”
王晓伟觉得王老师有道理，现实却有众多无奈。车贷分期付款，一个月要还1万多元。一人开车，积劳成疾、腰椎间盘出问题，和“老赖”走法律途径实在拖不起。
第二天，他去买了红漆，把门上的校名描得红红的
“因今年县城开办4所学校，从农村抽调200名教师，教学点只留1名教师，我们两口子被调到中心小学任教，多种原因导致无人调任赵楼小学任教，学校撤了。”2019年教师节前夕，9月5日凌晨，收到陈村赵楼小学校长李占永的这个微信，我泪流满面。这所有着50年历史，培养过北大、复旦学生，曾经设立高中部的赵楼小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李占永还给我发信：“看到一个家长发的朋友圈，很难过，群众是需要教学点存在的。”他转给我学生家长的朋友圈，上面配图秋天萧索的落叶，上面写着：“我一个人在家哭得稀里哗啦，儿子在学校哭，人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分别与不舍。”
现在想来，2019春节我对赵楼小学的探访和返乡直播，竟成了最后的留念。学校被撤，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019年春节，我回到赵楼小学，见到李占永。他说：“生存还是消灭？学生要是掉到个位数，这里是不是就被撤了。”在11个人的村教学点，李校长和刘老师夫妻是全部的师资力量。学校怎样办下去，这个问题总在心头隐隐作痛。
校门上方的红漆名，已经斑驳难辨认。进门，迎面是一大片土地，荒草间有绿色植物拱出，李校长介绍是“乡土教学基地”。右侧，排着一溜儿废弃的教室，是上世纪60年代的老房子，刷着“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标语。
穿过旧房子，还有十几间较新的房子。操场上，高高的杆子上，飘着五星红旗。操场上，唯一的体育器材是一个乒乓球台。
冬日枯叶萧瑟，我端详着空荡的校舍。这里，曾开设初中和高中部，鼎盛时有几百人。我的姑姑、叔叔等人都曾在这里上学。1977年恢复高考前，我父亲19岁，是这里最年轻的物理代课教师。
看电视剧《大江大河》时，他感慨：“你想想，那时咱村的中学多厉害，恢复高考那年全县考上本科的都不多，咱村考上好几个，现在村里哪还有高中？”
人气消匿，如今，这里的全部学生，一年级5个、二年级6个。李校长和刘老师每天满负荷，交叉上课。教育局开会、日常校务需要处理时，一个老师外出，孩子不能单独放教室不管。他们便把两班合并在一个教室，一年级上课时、二年级做作业。
“一年365天，可以说350天都在这里。每天早上7点迎接学生，一直到晚上下学。真是‘一对一’辅导，手把手写字。成绩不赖，去年有次乡联考，我们得个语文第一、数学第二。”
李占永19岁师范毕业时就分在这个学校，后来辗转在多个小学任教。2015年他又回到了这里，担任校长。教了近30年书，他获奖无数，指导的学生还得过全省奥数奖。
然而，村里一二年级学龄的孩子，有一半都不选择在教学点读书。
陈村是自然村，隶属于1200多人的行政村赵村，这个小学是赵村唯一的学校。李校长分析：“现在很多家长打工，没有精力照看孩子，做饭和接孩子耽误做工。干脆送到外面寄宿学校、私立学校，收费高一点，图个省事。”
教学点似乎被很多村民遗忘。包括我姑在内的几个村民，一脸迷茫：“你去教学点了？咱村那个教学点还在？”
王晓伟夫妻常年在外开车，两个儿子分别送去县里的私立小学和中学。“不想上教学点，去外面公立学校又没有户籍，上不了。娃们从小学一年级就寄宿了，都是留守儿童。”
儿时调皮的玩伴小匪，现在是个常年辗转在郑州等地的吊车司机。他的女儿过两年也要上小学，我问他：“去不去村里的教学点？妻子和父母在家都可以照顾。”他斩钉截铁说不，“感觉家里硬实的都把孩子送外面了，去村教学点感觉都是家条件不好的，人太少，孩子上着也没劲儿。”
其实李校长一直攒着劲儿，努力聚拢村里的学龄儿童。教学点离家近、老师水平不差，本该是村民首选。他曾经在村里贴喜报公布教学点成绩，联合村委会去做家长动员工作，去附近村人多的幼儿园提前宣传等。
李校长心理明镜似的，他甚至统计了2018年在村里办婚礼的有8家。想着六年后，最多8个孩子入学，还不知道几个能来，他又有点神伤。
最大的考验，是私立学校的抢生源大战。随着城镇化发展，县乡的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应运而生的寄宿需求，催生着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每年五六月，私立中小学到各村布阵宣传。李校长形容：“那场面，就跟保险公司推销一样，上门送礼物，校车免费接送，有的还承诺吃饭免费。有的老师有招生任务，招一个学生给几百元。”
激烈的竞争中，李校长调整心态，对自己说，最重要的还是教育见实效，孩子们的学习成绩、精神面貌才是“金字招牌”。
李校长认为，教学还得靠老师言传身教，尤其是农村孩子家庭教育基础差，得因材施教。对于缺师资、缺设备的乡村教学点，多媒体教学资源，可以生动辅助音乐、美术等课程的教学内容。
“教学点有国家的数字资源项目，都是免费的。不过县乡中心校，多媒体资源更多，有配套老师指导。我们还是有差距，毕竟，教学点就两个老师。”
从2001年开始实施的“撤点并校”政策，显露的问题密集见诸媒体。很多学者认为，撤点并校阻断割裂了儿童与自然、家庭、村庄之间的关系。代表乡村一部分的村落学校的消失，相当于将已经长在身体里面的器官或骨架突然拿走，加速了乡村社会的解体和萧条。而优质教育集中并校的“托拉斯”效应，让乡村教育愈发失去竞争力。
李校长说，在教学点，他倡导陶行知的“教育即生活”理念，引导学生参与自我生活的改造。学生们在校园的菜地种芝麻、红薯、油菜、玉米，收获的食物共同分享。
李校长给我看他制作的视频，带孩子们去山里踏青、辨识植物，介绍蚂蚱的“保护色”，孩子们的笑容，纯真灿烂如花。他还在网络上寻找关于中华传统道德、尊老爱幼等视频，定期放给学生，进行全方位素质教育。
理想丰满，现实却可能骨感。李校长很担心11人是“红线”。乡里现在20个教学点，最少的就是11人。按照当地之前情况，10人以下的教学点就可能面临被撤并的风险。
在教学激情和招生焦虑中，我眼前的李校长，把家安在学校，头发油油的，嘴上起了火泡。第二天，我发现他去买了红漆，搬来梯子，把门上的校名描得红红的。
如今，这个牌子成了绝唱。
麦秸垛、微信群和数字卫生室
记得小时候，村子最南边的小桥是个很有仪式感的地方。纹路精致的石磨盘、琉璃瓦装饰的青龙爷庙，桥下是溪水潺潺，白鹅天歌。夏日的傍晚，村民们都凑过来，拿碗菜半蹲着吃，聊到天黑，这里是乡村公共信息的传播场所。
那时，石桥旁不远的晾晒场堆着迷宫般的麦秸垛，孩子们总是钻来钻去。场边住着一户人家，房子破旧不堪，孩子们也总是穿着寒碜，很害羞的模样，很少到桥这边见人。
多年后，在“美丽家园陈村”微信群，当年害羞的孩子之一出现了，微信名“刘三”。他喜欢发红包、推表情，很是活跃。亲戚告诉我，父母去世后，青年刘三去哈尔滨打工，当了上门女婿。路途遥远，家里老人都不在了，一晃儿他十几年都没回村了。
微信群里，刘三喜欢做三件事：寻亲、了解乡情和汇报日常。“伟，你记得我吗，我是你三哥。”“你那陶瓷厂还干着呢，没放假啊？”“我干装修活呢。”
有一次，他若有所思在群里发了句感慨：“娘在，家在。娘在，天在。”
当年看《出梁庄记》，梁鸿老师分次去探访被城市化进程卷入的老家农民工，了解他们“如何弯腰、躬身，如何思量眼前山一样远的道路，如何困于劳累和幸福”。如今，通过村庄的微信群，陈村那些在西安、广州、哈尔滨等地的大地亲人，得以数字化联结，思想、情感、爱好跃然网上，乡土中国的网络新型“熟人社会”开始显现。
给五保户盖的扶贫小单间，为啥他不住？养鸡场离村太近夏天太熏怎么办？村民热议的公共事务，通过微信群空间，得以让信息充分流动，大家商讨想办法。有一年，村附近工厂爆炸，炸裂了很多村民的窗户。村民相互统计家里损失状况，去向有关部门举报，最后这家工厂被取缔。
陈村微信群，如今还有了“机构入驻”，如村卫生室。娥姐是村卫生室唯一的医生，也是群里的“公共知识分子”。她发布的信息包括：通知儿童打防疫针，老人测量高血压，贫困户、残疾人到村卫生室检查等。
娥姐父亲是村里的老村医，她兄妹几人继承父业，都学了医。对于村庄，她是医生，更是普普通通的村民。她在微信群有时语音唱个戏，发布的信息也融合着两种身份：
“乡亲们，天气冷了，多喝热水，防止感冒。”“室内取暖防止煤气中毒，不要在大柴火堆旁烤火。”“冬至别忘吃饺子。人生就像饺子，无论被拖下水，扔下水，还是自己跳下水，不蹚一次浑水就不算成熟。”
我去村卫生室找娥姐，路上使劲回想，小时她爸爸给大家看病，喜欢用土黄色的纸包着几颗药丸，叠成三角状，不过几分钱，却很见效。
童年记忆中昏暗光线的卫生室，现在变得有点“高大上”。门口挂着“心理健康服务咨询点”，进屋，满眼信息应接不暇。四周墙上，贴着各式宣传海报：“六道保障线保贫困人口县内住院零花费”“健康知识问答”“县健康扶贫远程问诊流程图”等。
娥姐说：“现在交通发达，去县里看病买药都方便，来卫生室的人少了。这里诊疗费一次一元，大多是老人。不过现在，健康扶贫的工作忙得很。”
“抢当贫困户，吓跑儿媳妇；拒当贫困户，荣宗展傲骨”，村里扶贫海报贴起来了，对口的人员都要行动起来。娥姐这小小的卫生室，也是扶贫的重要阵地。
她统计的健康扶贫基本情况，包括村民和贫困家庭两大类，具体分18个项目，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重性精神病人数等。
娥姐介绍：“这几年上面有要求，卫生室诊治信息处方全部上网，录入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我这不会用电脑，学了好几天。来，看看你奶奶的健康记录。”
我返乡的那天，凑巧是村里一年一度搭台唱戏的日子。这些年，村里已经聚集了十几家企业，请戏团的钱大多由他们赞助，1000元、2000元不等，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有的是主动交，有的需要村干部去“化缘”。今年，只有一家国有变电厂没捐。
村干部跟我说，企业捐资赞助文化的传统，是我爷爷生前开办琉璃瓦厂时定下的，延续至今。“那时咱村的厂，是大家的集体企业，每年给村民分红，现在都是私人企业了。”
站在琉璃瓦厂的旧址前，想着老人们给我说的村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爷爷和村里几名长辈，开煤窑赔了几十万，走南闯北又开始新的征程。他们去从浙江买过群羊，从陕西赶回过驴子。有一次，去包头送花盆，回来买了100多匹红棕马。他们包了一箱火车皮，运到市火车站。村里人去车站，把马赶回来，浩浩荡荡，很是壮观。
“马很烈，训练了很久，给乡亲们犁地。”
爷爷刘保健，去世20年。我有时会想，如果他健在，会用怎样的互联网方式再运回这一百多匹马呢？也许只需要用手机点一点屏幕？
这就是我返乡后看到的陈村，一切都那么波澜不惊地运转着，似乎也说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新闻”。但是，陈村鳞鳞爪爪的动向也都是时代变迁中的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