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与“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前提和应有之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今年印发的《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传承保护传统村落民居和优秀乡土文化，突出地域特色和乡村特点，保留具有本土特色和乡土气息的乡村风貌，防止机械照搬城镇建设模式，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以乡村建设行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就是要通过构建“形神兼备”的乡村文化生态系统、“城乡并重”的城乡文化共同体、“刚柔并济”的乡村文化治理体系，打造新时代乡村版“富春山居图”。
构建乡村文化生态系统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乡村文化振兴，要以物质塑形、以精神铸魂，为新时代乡村建设打造“形神兼备、魂体合一”的乡村文化生态系统。
一方面，修复与再造乡土文化物理空间，留住乡愁的具象记忆，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物质前提。古老村落、传统民居、家族宗祠等乡土文化地标，都是乡愁得以延续的物理载体。《方案》提出：“传承保护传统村落民居和优秀乡土文化，突出地域特色和乡村特点，保留具有本土特色和乡土气息的乡村风貌”。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不能机械照搬城镇建筑模式而放弃对“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乡村建筑技艺的时代传承，更不能将蕴含乡土旨趣、独具地域特色的村落民居统一“更新”为城市化别墅洋房，而要分门别类地梳理传统古老、村落民居、历史名镇、文化遗迹等传统物质文化遗产，因地制宜地打造“千姿百态”而不是“千村一面”的乡土特色建筑，再造乡村社会生活系统。
另一方面，延续乡村文化脉络，重构乡土文化意象系统，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精神根基。乡村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记忆。《方案》提出：“推进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建设文化礼堂、文化广场、乡村戏台、非遗传习场所等公共文化设施。”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要深入挖掘民间礼俗、农耕技艺、地方曲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以古戏台、文化礼堂等为载体打造乡土文化新地标。依托上述乡村文化设施，通过举办礼仪教化、乡风传承、道德评比等活动，重塑乡村社会的审美取向和艺术价值，打造兼具道德教化和知识普及意义的乡村精神家园。
打造城乡文化共同体
作为人类社会完整文化系统的两个维度，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不是相互割裂、此消彼长的，而是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认为，城市和乡村文化资源禀赋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在乡村全面振兴基础上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城乡文化融合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不是单向的城市“文化下乡”或乡村“文化进城”，而是建立在城乡文化平等合作基础上的交融互鉴、双向互哺。
一方面，城市文化肩负着改变乡村社会贫穷落后面貌、改造乡村文化负面价值观念的时代责任。既要为封闭保守的乡村文化拓展开放性空间，也要注重培育乡村文化新的时代个性。通过统筹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布局，吸引资本、技术等文化资源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通过建立城乡文化人才结对帮扶机制、人才返乡激励机制等，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文化动能。
另一方面，具有浓郁乡土特征的道德礼俗等乡村文化优秀品格，对城市文化的浮躁与世故同样具有感染与熏陶作用。通过展示农耕技艺、乡村民俗、民间艺术乃至历史文化遗产，在为城市居民带来新鲜元素的同时更新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社会心理；通过还原节庆习俗、表演传统戏曲、再现乡村礼仪等形式，原汁原味呈现“友善、诚信、孝廉”等乡土文化要素，增强乡村礼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体现文化治理“刚柔并济”
以乡村全面振兴为指向，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社会契约体系，体现了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的“刚柔并济”。既弘扬现代文明法律、制度的“刚性”法治精神，又传承乡村礼俗、乡规民约的“柔性”德治伦理，进而增强乡村文化振兴的自治“韧性”。
一方面，提升乡村法治文化品质，将法治作为规范乡村主体行为的固本清源之道。法治乡村建设是新时代乡村建设的重要保障，而文化建设是法治乡村建设的核心问题。在征地拆迁、农房改善、土地流转等事关乡村建设的重要领域，切实提升各级政府的法治意识与依法行政能力；在面向乡村的法治宣传教育环节，以生动活泼的普法形式营造和谐有序的法治文化氛围，培养农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理念；在乡村执法监督环节，发挥返乡能人等群体熟谙政策、法律等优势，完善多元化法律监督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
另一方面，借鉴乡规民约所蕴含的秩序理念和自治德治精神，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方案》提出：“深入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健全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等机制”。在乡村建设过程中，要汲取乡村礼俗、乡规民约的传统文化精神给养，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境下对其进行乡土化再造，使其内化为情感认同、外化为行为习惯，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文化土壤和强大的精神支撑。
（作者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刊部教授刘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