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远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带我参观首尔附近的新农村。他特地挑选发展水平属于中等偏下的一个村庄。

　　在距离首尔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农村，只见几个身穿校服的中学生，我想试试他们的英语水平，独自上去询问。

　　几个中学生想了想，说：“这里就是你要找的村庄。”

　　我望了望，果然发现村庄的农田里长着茁壮的庄稼，居然还有一个规模不小的超市。我有些怀疑，尤其是看到超市的自动门、明亮整洁的店堂，以及和城里一样的购物车，我断定这里并非村庄，而是附近的小镇。

　　超市门口的露天咖啡馆，坐着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伯。我让姚远帮忙上前询问，这里到底是小镇还是农村。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伯，打着手势，坚定地回答：“这里就是真正的农村。”

　　接下来，他补充道：“韩国的农村，早已实现城市化，所以，这个村庄才会有小镇的模样。”

　　另外几位老伯兴致勃勃地加入进来，从韩国的新农村运动，聊到农村的现状。

　　一位穿着时髦格子衫的老伯告诉我，韩国的农村，过去相当贫困，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新农村运动，让韩国的乡村发生质的改变。

　　我问，所谓新农村运动，是否就是来一场基础建设，拆掉破屋烂房，盖起高楼大厦，以及兴修水利、建设厂房等等。

　　老伯说，新农村运动并非只是改善农村落后的外观，主要的目的是改善农民的生活。具体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税、为农民办理医疗保险、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等，真正让农村发生质变的，正是后几项措施。再加上后来工厂的不断迁入，使得大量农村人口向工业转移。到了今天，韩国的农村里，真正靠种田生活的农民，只占农村人口的7%。这里的农民都有其他职业，起码也要投资做一点生意。农忙的时候当然还要下地，只是地里的农活，基本上实现机械化，从耕田到收获的每一个环节，都由专业的农民来完成。

　　正在这时，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哥，好奇地凑过来。他插话说，韩国的农民基本上和城里一样富裕，城里有的各种娱乐设施、商业形态，农村里都不缺，年轻人热衷于到首尔这样的大城市打拼，实际的生活水平还不如家里。

　　看他骑着自行车，我就问这里的农村家庭拥有汽车的比例，在座的所有人都说，应该是100%，甚至很多家庭拥有汽车不止一辆，这样的比例我没有想到。

　　我和姚远又在附近转悠一番，在人流密集的地段，看到一个卖蛋挞的老人。最吸引我的，并非他所卖的蛋挞，而是他戴着的透明塑料口罩。这样的口罩既能保持卫生，又可以避免戴口罩给人带来的不适，这一细节，至少说明韩国农村人的卫生意识吧。

　　路过村选举委员会小楼的时候，看到路边的一个公共厕所。和城市里的厕所一样，玻璃门、洗手池、免费手纸，乃至英文标志等等一样不少，而且厕所里没有半点异味。

　　在距离厕所不远处有一排水龙头，旁边由村政府设立的牌子上，用韩文写着：“可以直接饮用。”

　　听完姚远的翻译，我走上前，拧开水龙头，畅快地喝起来。

　　拐过了一个弯，我们在一片房屋的包围中，发现了久违的农田，我终于打消了这里到底是农村还是小镇的怀疑。

　　刚才和老伯们聊天的时候，我就已经获悉，这里的很多农民已经住进高大的公寓楼，一套110平方米左右的住宅，要7000万韩元，约合40万元人民币。还有农民住在更高级的公寓里，这种高级公寓一楼没有住户，而是留作停车的泊位。

　　找来找去，我发现了一两户低矮的平房，大概就是村子里贫困的人家。

　　距离楼房不远，我们意外地看到新农村的文化设施——该村的文化中心。文化中心的旁边，还有一座较小的楼房，是公共图书馆，农民们在闲暇时间，可以免费在此借阅图书、浏览报纸杂志。

　　我们回到最初的那家露天咖啡馆，等候回城巴士的时候，碰到刚才聊过天的大叔。他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继而告诉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晚上可以住在他的家里。

　　我们很想接受邀请，无奈第二天姚远要参加一个重要的考试，只好婉言谢绝了大叔的好意。

　　这位会用中文书写自己名字的大叔告诉我们，他叫安孝旭，是村子里不多的几户只做农活的家庭之一，他和妻子靠种庄稼，每年都会有4000万韩元以上的收入（约合24万元人民币），在村子里属于中等偏下的收入，有的人家只靠种地，就能挣到7000万韩元左右。

　　安大叔说，他是村子里唯一没买汽车的家庭，不是买不起，而是不太需要，因为每天下地干活，他都可以乘坐公共汽车。

　　安大叔还说，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参加医疗保险，看病不成问题。至于村子里的残疾人和五保户，国家也会按月发给30万韩元到40万韩元的生活费，这笔钱虽然不多，但是，已经足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