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我来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田洋村担任书记助理。田洋村是古同安“科举文化第一村”，走村入户时，我有意识地走访了一些古迹，比如陈睿思故居进士第、陈柏芬故居中翰第等“老厝边”。当看到一些古厝被挂上危房牌子时，便萌生了发掘保护传统文化的想法。

　　在与村书记的一次交谈中，我试探着提出建设田洋村史馆的建议，书记非常支持。接下来，我翻阅文史专家留下的资料，收集村民记忆里的故事，满怀信心地将村史馆展出资料提交给书记。书记意味深长地表示，“很好，但是少了点什么”。我困惑了，完整的文字，流畅的语言，这里面到底少了点什么呢？我又去问问村民，到底少了点什么？

　　“太长了，看不懂啦！”村民被密密麻麻的文字逗笑了。我忽然意识到，原来我做的是我心中的村史“博物馆”，而不是村民心中的“村史馆”。多了一些书卷气，少了一点接地气。

　　我尽量精简文字资料，并与村干部一起把村民们家中不用的老旧物“请”到村史馆，缝纫机、鸡公碗……一个又一个承载记忆的物品成了村史馆里会讲故事的“讲解员”。我还为每一个老旧物制作了名片，写上了寄存村民的名字。我发现，村民们对村史馆的兴趣越来越浓，这才是他们所要的村史馆。

　　如今，村史馆不仅是村民寄放乡愁的地方，更是田洋村对外展示的一张“新名片”，先后接待了许多外地客人，将田洋故事传播到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