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双:各位好,欢迎大家参加本期“共富圆桌会”。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三位代表扎根基层多年,请和大家分享村里基层治理那些事儿。
樊九平:我当了18年村党支部书记、25年的人民调解员,最深的感受就是村民生活越来越好、矛盾越来越少。平时我除了在村委会办公,还有两天在县人民法院诉前调解室里化解纠纷。
我与人民调解员这个职业的缘分,要追溯到20多年前。那时,桥镇村村民遇到要调解的事情,还得去几十公里外的法庭。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有时两家闹到不可开交也不愿意去调解。偶然间,我成功劝和了两户人家。由于我处事公道,群众有了矛盾都来找我说和。
渐渐地,我摸索出一套调解方法,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早化解,及时将农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小纠纷、小隐患、小问题、小误解化解在萌芽状态,有效减少了矛盾、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邢卫兵:我们炭厂村位于京西妙峰山脚下,是远近闻名的生态致富村。北京市委开展接诉即办改革以来,村干部们转变思路、主动上前,把村民的事想在前、办在前,几乎没有村民需要拨打12345,炭厂村成了“无诉求”村。
虽然不经常接到派单电话,我和同事们为乡亲们“办事”的经验可不少。比如,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接到村民电话说家门口的电线杆倒了。我一边紧急联系供电所工人到现场处置,一边和村干部共同封闭、看守周边路口,同时向停电的村民解释情况。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抢修工作当晚就顺利完成。
在我们炭厂村,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比如:主动清理村内垃圾、提前检修补建路灯、清扫道路积水积雪……
吴惠芳:农村是个“大课堂”,为探索建立适合城镇化乡村的治理模式,我用了10年时间,分四步来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步:集中居住。2006年,占地600多亩的农民集中区永联小镇拔地而起,永联人在村里就能买菜、上学、治病;第二步:服务下沉。农村城镇化既要有城镇化的基础设施,也要有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第三步:村企分离,确保实现村企共建共享,同时确保企业市场化经营;第四步:政经分离。成立城镇化社区和永联村经济合作社,聘请经营管理班子,确保集体资产、土地、资本保值增值。
要打开封闭的、熟人社会的乡村格局,实现有理、有节、有序的现代化管理体制机制,必须依靠制度建设。通过这些年的“破”与“立”,永联村的治理体系基本构建完成:党建引领、区域协同、群众参与、依法办事。
许露露:经验来自实践。在参与乡村善治的过程中,大家有哪些好经验、好做法?
邢卫兵:我的经验是“向前一步”,让工作跑在诉求的前面。我们镇村两级充分发挥网格管理力量,网格员通过走访深入开展“全覆盖”排查,尤其针对村居环境、群众难事等信息进行全面收集、上报、处理,提前了解掌握大家的烦心事。村里无法解决的诉求,村民可以打镇上的“先锋热线”,由镇主要领导亲自调度解决。
我们炭厂村之所以成为“无诉求”村,靠的是镇、村干部向前一步主动“找事”,提前发现问题,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考虑在前、行动在前,进而发动村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推动自治,这也是接诉即办持续赋能乡村治理的关键所在。
樊九平:基层矛盾调解应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用群众易于接受的方法,从源头上消除摩擦、化解矛盾。在调处过程中,民警、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与调解员协同配合、并肩作战,与群众打成一片,说群众的话、解群众的忧、暖群众的心,依法依规、公平合理化解矛盾纠纷。通过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等方式,我们既能化解群众的烦心事,又能引导群众遵纪守法、孝老爱亲、文明友善、勤劳致富,达到“调解一案、普法一片、稳定一方”的效果。
吴惠芳:农民不会因为物质富裕了,脑袋也会自然富裕。在带领永联人致富的同时,我一直紧抓村民素质提升,既补“智”又补“志”。
一是抓教育,永联的未来在孩子,我们引入优质教育资源,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二是抓文明,要让传统农民变职业农民,职业农民变文明市民。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在社区生活中发声,参与民主自治。三是抓公益,2012年我主导建设爱心互助街,让永联人在共建中共享。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持续完善“代表大会议大事、议事团体议难事、楼道小组议琐事、媒体平台议冒尖事”的议事机制,深入实施数字治理工程,发挥专业化社会组织作用,推动农村社区善治更上新台阶。
刘凤双:感谢三位基层代表的好经验。类教授,您认为广大乡村走好基层善治之路,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呢?
类延村:乡村善治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举措。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如何发力,以及如何实现对发展的推动效应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位代表结合自身基层治理实践,提出了既符合当地村情民情,也具有启示性的经验做法。除此之外,我认为要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通过党建引领实现治理链条的畅通。特别是要发挥党组织及成员在“微网格”“小单元”中的价值传导和行动示范功能,依托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和资源下放,充分运用激励手段,提升群众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形成治理的辐射效果。
比如近年来,重庆市荣昌区以“小院+”模式推动党建引领乡村善治,将治理半径聚焦到10—30户农家小院,建立到院到户治理架构,通过整合下沉服务资源、开展小院积分兑换等途径,有效激发了群众参与治理的主体意识,有效构建了治理向善和乡风向善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