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我在校图书馆作过一个讲话,提到了两本书和一部电影。
一本书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位学者写的,即津巴多的《路西法效应》。这本书讲述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作者在斯坦福大学一楼宇的地下室里做了一个模拟监狱的实验:他招收了社会上没有任何劣迹的青年志愿者,其中一拨人扮演“囚犯”,一拨人扮成“狱卒”。过了仅仅一周,这个实验就被迫停止。原因是参加实验的许多人的人格发生了巨大的扭曲,而只有少数人能到最后保持他的独立性。作者总结道:“社会心理学有大量的资料能够佐证,在特定的情境脉络下,情境的力量远超过个体的力量。”给我的领悟是,当我们身边任何一个个体,尤其是一个年轻的个体,出现了某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急于谴责,因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就是这些出了问题的个体的“情境”,而我们这样的“情境”究竟给他们施加了怎么样的一种影响,才决定了他们的走向。
我提到的那部电影就是大家熟悉的,李安导演的影片《少年派奇幻漂流记》,我相信有不少同学都看过这部电影。李安先生在诠释这部电影的主题时说,想告诉人们的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老虎”。确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圣人,也可以是罪人;可以是利他的,也可以是极端利己的;可以是善良的,也可以是邪恶的;可以是驯服的,也可以去支配他人;可以是清醒的,也可以是疯狂的。因此,津巴多这样总结道,“一个人生来就有很多可能性,只是依据支配我们生命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才启发展开出每一个人不同的特质。”我有这样的一种体会:我们有时候在谴责一个人的错误行为时,内心似乎感觉到某种愉悦,因为你总是觉得自己是堂堂正正的。当然,错误应该被谴责,但在谴责别人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把你“心中的老虎”要牢牢地关起来。一旦这只“心中的老虎”被放了出来,在特定的情境下,你很容易从“天使”变成“魔鬼”。
我又想起另一本书,意大利的著名作家普里莫·莱维1984年出版的《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莱维是一个化学博士,因为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游击队而不幸被捕,被送进了奥斯威集中营。二战结束后,他幸运地成为少数幸存者之一。他在该书中描述了集中营囚犯之间的关系和生活,给出的一些例子非常惊人,尤其应该引起我们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的深入思考。
莱维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细节。战争结束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得到了解放,集中营的地狱生活结束了,然而面对这个喜讯,人们并没有看到后来在一些电影里描绘的那种“欣喜若狂”的场面。在前来解放他们的苏军战士眼中,囚犯们显得那样“困惑”、“呆滞”、“沮丧”、“羞耻”、“悔恨”、“意志荡然无存或软弱无力”。人性受到长时间的压抑以后,就连体验欢乐的能力也将丧失。
另一个事实是,纳粹在囚犯中挑选了一些人兼任集中营的管理者。这些人在特权的制度当中,享受一些十分可怜的小特权,但让他们背上更大的罪名,负担更加深重的罪恶。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人甚至比党卫军看守更加恶劣。他们可以随意将一个普通囚犯活生生地殴打致死。其实,这些享有小特权的囚犯非常明白他自己最终也会被送进“焚尸炉”,但是他们对其他囚犯的迫害并未因此而减弱。莱维写道:“与那些理想化的传记和模式相反,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更令我不可思议的是,对某一个个体,只要赋予一个头衔,或者再给他一套制服,如果这个人不能关住他“心中的老虎”,那么就可以轻而易举使他从“天使”变成“魔鬼”。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现象也会在我们身上出现。因此,我想说,一个人不管地位多么卑贱或多么高贵和光鲜,一个人不管有多么老或多么年少,所有人心中确实都有一只老虎,而关键是怎么样看守住我们“心中的老虎”。
因此,我希望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关好我们自己“心中的老虎”,让我们心中充满爱,并努力以身作则去创造更加和谐的“情境”。 (此文选自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2013年复旦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