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围坐一起，既谈农事，也谈生意。有一搭没一搭地提到季节性的雨水和灌溉，各种粮食和农副产品波动的价格。大贵贵　摄

　　

　　

　　

　　

　　虽说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有不同，我所见的也不过是这广大乡村的片段。但是每当回到家乡，跟那里的或者老人或者青年或者孩童聊天，走过打记事起就用脚步丈量过无数遍的田野，听鸟叫虫鸣，呼吸泥土味青草味混杂的空气，都会有这样一种明确的感觉：我们的乡村，并不宜简单地加以认定。

　　虽然城乡鸿沟依然存在，但新的事物正在不断萌生。如果用心观察，我们就能发现当下的乡村，在依然厚重与质朴的同时，有了新的迷人之处，那就是历经几千年的沉浮与几十年的变迁，传统与现代，碰撞与融合，迷茫与希望，塑造与被塑造，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村庄里，几乎在同一时空平面上展开着。

　　这是一个离莫言小说中的“东北乡”不远，普通的都说不上有什么特点的华东小村。听老辈人说，明清时期村里是出过一个大官的，他留在家乡的眷属甚至演绎了一段不大不小的传奇。只是这些年人们更加努力地盯着眼前，随着老辈人的渐渐离去，便很少听人提起了。目前村里有500来户，姓氏庞杂，大姓势力不显，加之有几家劳保、针织类企业，日子过得看似平淡，却也没有网上常说的乡村的凋敝。

　　这是一个能够感受到现代文明之风与传统乡村习俗的地方。古老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尤其是在传统的年节到来之际，即便经历了都市文明的冲击，在某些时段某些方面依然保存完好。

　　人们依然在年前烧灶马给灶王爷上供，拎上酒去坟头烧几刀黄表纸；男人们精心算计迎接财神的方位，女人们在五更天煮的饺子里包上硬币和红枣。我们这些在外的人，每到年节也都携家带口回到这里，来到老人身边，感受乡土社会特有的那股烟火气。

　　年三十这天，堂屋里无一例外要挂一张轴子，上面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空白处写着祖宗的名讳，供桌上摆着粗红的蜡烛、香炉，以及几样精心挑选的点心。

　　初一早上男丁们照例要早起拜年。无论亲朋长辈，关系好的差的，走到堂屋里，对着供桌扑通一声跪下去，磕上三个响头，算是对这家的尊重。

　　这些年虽然不时兴磕头了，却也不能省略了这一环，依然要各家走一走。盘腿上炕，喝碗水，聊聊天，积攒了一年的鸡毛蒜皮龃龉隔阂多少也能有所消散。

　　若有人想留下来说点什么，女人便会倒上茶，然后知趣地转身来到烟熏火燎黑皴皴的厨房。离灶台不远的地方，是年前刚贴上去的灶马头，拙劣的模板图像印刷在廉价的白纸上，在这被粗制滥造的工业品包裹着的乡下，反而透着一种拙朴的味道。

　　人们经常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围坐一起，既谈农事，也谈生意。有一搭没一搭地提到季节性的雨水和灌溉，计划着犁地和锄草、播种和收割，以及各种粮食和农副产品波动的价格。

　　当然，有些话题具有了一定的时代感，比如网上有什么新鲜事，反腐败打老虎谁又落马了，尤其是那些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垃圾怎么处理，厕所如何革命……

　　这样的日子，恒常如昨，就如三十晚上的那顿饺子和供桌上的那炷香一样，固定而直接，维系着个人、家庭和村庄的日常。

　　然而并不只是如此，在城市化与现代化浪潮席卷下，这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网络的应用大概十几年前就在村庄开始了，4G手机如今也很普遍。人们通过网络购买日用消费品，学习最时髦的广场舞，听千里之外的老中医讲养生课，更有人搞起了电子商务，在网上售卖各种手工产品……不仅方便了乡村生活，扩大了信息来源和社交面儿，甚至成了一批年轻人谋生的手段。

　　村里有一对兄弟，哥哥开着加工厂生产旅游鞋，弟弟则专攻网上销售，据说一年也有上百万的收入，成了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对象。只是这兄弟发家的故事从十几年前讲到现在，并没有新的人物登场。

　　这次在听村里女人谈论油盐酱醋的间隙，还得知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一个五十岁上下的村民坐在炕前，不急不慢地说及了此事。

　　“听说了吗？村里有家小子在网上赌钱，赔了多少万。”“现在的年轻人看不懂。他大舅家王小子，在网上倒腾那个什么币，比特币，赚了一大笔。后来跑到大理开饭店去了，听说干得挺不错。”一位更年长的人接上了话茬。

　　虚拟的世界连接着现实的分层，网络的介入加速了村庄的分化。一部分人的生活变得富裕了，一部分人仍然过得紧巴，还有人在茫然无知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年轻人对新事物更加痴迷，老年人依然坚守着传统。一位60多岁的老人对我说起他年轻时的事，为了赚钱，就是泥泞的小道，也要背上几十斤炒熟的花生去城里贩卖，攥回来十块八块的改善生活。那个年代，年轻人是村庄最优的劳动力。现如今，很少有青年出得了那份苦力了。

　　《红高粱》里那座著名的火车站，是这里绝大多数回乡人的首选。往往下了车，预定的出租已在等候了。乡村的租车服务这些年日渐兴盛，不少人抢着做这行生意，所以即便是外地来的人去农村，交通上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经县城、乡镇，直奔熟悉的村庄，可见年节购物潮带来的火热场面。县城大型商场边上车水马龙，乡镇大集上人头攒动。卖货的摊位上，喇叭里重复着这里特有的方言，“葡萄便宜了昂，三元两斤三元两斤。”“清仓处理裤子，男裤女裤条绒裤，20一条便宜便宜了昂。”包子摊儿上冒着热气，一双指节粗大的手迅速将包子装进塑料袋里。自行车、摩托车在人群里一点点往前蹭，车把上晃晃悠悠地挂着猪肉大葱。

　　终于挤出这火热的人流，看到越来越低矮的房屋，墙上肆无忌惮刷着各种标语和广告，便可断定从城市来到乡村了。

　　今年这一路上，最醒目的便是一片刚拆迁过的住宅区，砖头碎瓦毫无遮掩地堆放在镇街主路的两旁，看来城镇化的浪潮已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这里。

　　这些年来，乡村建房热潮有增无减，随着城乡土地增减挂钩的实施，城市的大规模开发，乡村宅基地指标也愈发紧张。据说近来的市场上，位置不错的6间瓦房连宅基地使用权已叫到了30万元高价。

　　相对于农业上的收入以及工厂里所得，这实在是笔不小的数目。因此人们对房屋买卖相当敏感，凡有老宅出售，消息不胫而走，不几日便尽人皆知。

　　一位长年在县城做生意的村民不乏理性地分析：因为毗邻青岛，这里的民营企业发展迅速。人们赶集买地瓜秧的时候就能观察到临近地区的发展。原本和自己差不多的村庄已大变模样，土地升值，诸如此类的信息不断刺激着人们。很多村民认为，村子被城市吞并只是个时间问题。

　　一位乡村教师的爱人也对我提起：大概20年前，只要500块钱就能在乡镇中学对面购买6间房的指标。现在那个地方已值上百万。为此她极其后悔，当初没有紧出这笔钱来，错失了一个离开村庄走向城镇的绝好机会。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乡村人口一部分外流，老屋并不急于出售；土地指标的收紧又使得部分结婚分户的村民无法建房。另一方面，加工制造业、畜牧业的发展也都需要土地。僧多粥少，争抢难免。

　　房屋在村民看来是身份的象征，因此格外舍得投入。近年来随着乡村建设的推进，农村居住条件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户户间的水泥路也修了起来，房屋外立面统一刷成了浅浅的黄色。以往倾倒在河沟里的垃圾开始有人清理，速生杨大面积种植，乡村环境逐渐修复，野兔野鸡再现田野。

　　从外在形态来看，这里甚至有了社区的概念，乡村卫生站、乡村饭店，卖馒头或者卖炸货的小店都开了起来，人们的生活日益便利丰富。然而从内里来看，乡村生活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变。

　　村里的娱乐活动并不多，过年的时候经常看到男人们聚在一起打牌，女人则看孩子聊天。天气暖和的时候，村里会有人组织广场舞，天冷也就歇了。虽说距离莫言故居也就十来分钟车程，除非陪着回乡的亲朋，少有人去看二遍的。

　　十几年前还能看到一两场县剧团组织的地方戏下乡，浓妆艳抹的演员在临时搭建的台子上咿咿呀呀唱着“茂腔”（一种地方戏）；或者村民自己攒的草台班子，挨家挨户给村里有脸面的人拜年讨喜；清明节有实力的人家在空场儿地里树一架秋千，全村老小聚在一起耍上几天，这些年也都没再见了。年轻些的人刷手机抢红包，小孩子“吃鸡”打游戏，一群群地在街上疯跑，到田里认认野菜捉捉虫的都少了。

　　逢年过节摆上桌的多是大鱼大肉，以及煎炸过的速冻食品。在我们这些从城市返回家乡的人更想吃一口自家菜园的新鲜蔬菜时，却发现村里人更推崇工厂里生产的速冻食品和快餐了。

　　或许是因为一年的忙碌就为年节这几日的清闲，在不需要招待客人的日子里，人们往往随便吃一点坐在炕头上唠嗑或者补觉。对他们来说，省出来的时间和双手似乎比精心准备一顿饭食更加重要。

　　然而我们又怎能去责怪他们呢。即便有了机械的帮助，农活依然是劳累的。而他们对于速食品的热衷与当年肯德基进入中国，城市人的态度又何其相像啊。只不过乡村比城市晚了一个阶段，因此影响了人们的认知。对于城市文明来说，乡村的跟进总是这样亦步亦趋。而我们这些进入城市的人，先一步接触工业文明的人，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似乎不合时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