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廉庄镇西岳村党务工作者李广丞（左五）和独居老人、困难户包饺子庆元旦。

天津市委组织部组织优秀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赴浙江余村学习乡村振兴先进经验。

宝坻区方会庄镇小杜庄村党务工作者杨秋静（右）入户走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如何造就一支担纲乡村振兴大任的基层组织带头人队伍，解决村干部后继乏人问题，天津市从2018年起，连续两年面向全国招录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2023人，为基层党组织注入了新鲜血液。当青春邂逅乡村，带来了怎样的改变，请看记者采写的报道。

　　选择“逆行”，别样青春别样红

　　就在有些年轻人抱怨“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时，有这样一批有志青年选择了“逆行”，他们将耕耘希望的田野作为施展抱负的舞台。

　　津沽大地，见证了2000多名青年才俊“逆行”的足迹。这群被称为“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的年轻人，是天津市组织部门从全国各地选拔而来的。他们的青春之路因为“逆行”而富有“颜值”，虽然他们来到村里的时间并不长，却已崭露头角。老百姓为他们竖起了大拇指，市领导称赞他们是“联系服务群众的‘天使’”。

　　杨秋静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位1988年出生、来自河北的姑娘，2018年5月成为天津市的一名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仅一年多时间，现在已成长为宝坻区方家庄镇小杜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是这个群体中第一位“一肩挑”的村干部。

　　为定格这个群体俯身大地、服务惠民的青春影像，记者连续5天跟随杨秋静上下班。

　　2019年11月9日，星期六。杨秋静和往常一样，7点半就到了村里。进村的路上，她见人一口一个“伯伯”“大姨”，那亲热劲如同回娘家一般。75岁的刘文华大娘告诉记者，“这姑娘，俺们都喜欢，有事一喊就到，比自家孩子靠得住。”杨秋静告诉记者，她最多的一天接过村民100多个电话。

　　当天上午，记者目睹了她的工作节奏：接受天津日报记者采访、摸底需要改厕的农户、处理路灯不亮问题、研究村运动会奖品发放、看望日间照料中心老人……随后的4天半跟班，虽然她做的事情不尽相同，但始终不变的是旺盛的热情、勤勉的状态、奔跑的姿态。几天下来，记者弄明白了，她是怎样一步步赢得百姓信任的。本村已故优秀支部书记杨树员的父母深情地对记者说，“走了个儿子，来了个闺女”。

　　为了小杜庄村的现在和未来，杨秋静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她将每周三定为村干部集中办公日，汇集百姓诉求，商量解决办法，确保件件有着落，此举已在全镇42个村推广。她致力开发村里的闲置农房和共享菜园，为强村富民开辟新路。“现在，闲置农房一间一个月才租300块钱，若是包装成养老项目，对接天津、北京的老年人，效益会非常可观；假如对村里的共享菜园进行升级改造，可吸引城里的孩子来此体验……”杨秋静对小杜庄村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随后，记者在蓟州区、西青区等地走访，同样听到了不少关于专职党务工作者的“好故事”： 蓟州区出头岭镇大赵各庄村党支部书记蒋珊烨，用新思路嫁接传统手工艺，制作笤帚小挂坠、笤帚钥匙扣等装饰品，使笤帚利润提高两倍；津南区辛庄镇生产圈村党支部书记贾世甄，针对秋冬荒草治理用工不透明问题，实行阳光操作，赢得村民称赞；武清区大黄堡镇前蒲棒村党支部书记任璇瑜不顾手臂骨折，千方百计减轻村民鱼塘损失……

　　个体形象折射群体“成色”，每一位专职党务工作者，如同撒向津沽大地的金色种子，在为乡村捎去希望的同时，也为自身成长烙上了厚重的人生底色。

　　好中选优，下好人才“先手棋”

　　招录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是天津市着眼长远的一项制度设计，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苗子工程”。“既然是‘苗子工程’，就要好中选优，好苗才能结出好果。” 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记者翻阅天津市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招录方案，发现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力度大。两年招录了2023人，全市3538个行政村差不多覆盖三分之二；二是面向全国选人才。2018年招录公告发布后，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8600名党员大学生报考。已经录用的人员中，外省市户籍超过55%，平均年龄25岁。

　　这样做，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天津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道出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首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迫切需要。”这位负责人说，今天的农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渴望人才，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基层治理，都需要先进理念引领，都需要知识甘霖赋能。所以在人才引进上下再大功夫、花再多投入都不为过。因此，在制度设计时，不局限于“本乡本土”，不搞“矮子里挑将军”，而是放眼全国“淘金”。“新时代新农村，虽然选人标准在不断调整，但政治标准始终是第一位的。我们抽调精干力量分赴20多个省区市对拟录用对象进行考察，就是确保选对人选准人。”

　　“其次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迫切需要。”这位负责人介绍，全面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村两委干部年龄偏大，35岁以下的仅占24%， 35岁以下的农村党员占比不到15%；基层组织后继乏人矛盾依然突出，等等。破解这些问题，亟需有知识、有见识、有能力的年轻人加盟，让他们的知识优势、专业优势、年龄优势，在基层发挥更大作用。宝坻区尔王庄镇于家堼村有党员28人，七成是老年人。23岁的专职党务工作者杨子豪到村后，创新党建思路，党组织凝聚力显著增强。

　　“这是一着先手棋。”这位负责人强调，天津市招录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是着眼长远的主动作为，尽管现在多数村级组织都在正常运行，但对标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等重大战略，胜任力是不够的，所以要看得远一些，不要等到村里找不到接班人了、班子软弱涣散了，才被动地补救，现在就着手改善基层干部结构，使之与乡村振兴要求相匹配，让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领跑乡村振兴路。

　　厚植沃土，扎根越深成长越快

　　“好苗子”需要好土壤才能茁壮成长。

　　对从全国各地选出来的“苗子”，天津市各级组织部门呵护有加，尽心竭力厚植成长沃土。

　　严格日常管理，确保管得好；搞好教育培训，确保干得好；加强培养锻炼，确保上得来；落实待遇保障，确保待得住……量身定制的“培养套餐”，为他们的青春之路擎起“航标”。

　　“沉下去的上得来，干得好的有前途”。天津市2018年招录的千余名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中，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全部补选进村党组织班子，其中435人担任党组织副书记，11人担任党组织书记。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在这支年轻的队伍里，涌现了许多像杨秋静这样的优秀人才，他们凭借自身的努力，实现由“外来人”向“自己人”“贴心人”“带路人”的转变。“对人才最好的培养是使用。我们计划再推荐200人左右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力争到2021年集中换届时有1000人左右担任村党组织书记。”

　　为彰显在基层“有干头、有奔头” 的鲜明导向，天津市还铺设了更宽广的成长通道。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在村连续任职3年及以上，年度考核均为称职以上的，可参加面向基层项目人员的公务员定向招录或事业单位定向招聘，乡镇（街道）空缺干部时优先招录。担任村党组织和村委会副职5年及以上，表现优秀的，可选拔为正科级领导干部。担任村党组织和村委会正职5年及以上，表现优秀的，可选拔进入乡镇（街道）领导班子。担任村党组织和村委会正职10年及以上，表现优秀的，经过相关程序，可享受公务员四级调研员薪酬待遇；特别优秀的，可享受公务员二级调研员薪酬待遇。

　　有着23年基层工作经历的天津市蓟州区出头岭镇党委书记张超说，他们镇里有3名党务工作者，工作尽职尽责，这些从外地来的“娃娃村干部”，选择与农村结缘已经不容易，应该让他们有更好的前途。“干好了可以进乡镇班子，既是激励，更是导向，只有他们进步快、成长好了，才能吸引更多的有为青年奔向农村。”

　　“苗子”工程，探索永远在路上

　　天津市的探索，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样本”。向青年才俊发出“邀请帖”，伸出“橄榄枝”，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一种行为自觉。四川省实施优秀农民工回引培养工程、重庆市动员回引本土大中专毕业生和外出创业人员挂任村党组织书记助理、福建省南平市选派千余名基层党群工作者……因为路径选择不尽相同，相关话题引发大家共同关注。

　　话题一：选人是放眼“五湖四海”还是立足于“本土”。天津市委组织部相关人士介绍，面向全国纳贤，好处在于选择余地大，实现以数量求质量。同时，“外来人”与村里不存在亲缘关系、没有利益瓜葛，不会优亲厚友，容易做到公平公正。而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村级后备干部的选拔，则是从永定籍大学毕业生中遴选，在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邱小洪看来，本土人才可有效避免“水土不服”。“他们熟悉风土人情，没有语言障碍，工作沟通方便。而且在家门口工作，能够照顾家庭和老人，队伍稳定性强。”山西省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丁志刚则认为，愿不愿意当村干部靠情怀，能不能干好村干部靠历炼。“面向本土和五湖四海选人，短期看存在融入方面差异，但长期看殊途同归。五湖四海选来的人，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同样会把他乡当故乡，说方言，接地气。”

　　话题二：组织选人与群众认可。如何让组织选拔的人，通过正常程序进入村两委班子呢？仅一年多时间，天津市就有11名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成长为村党组织书记，5人成长为村书记、主任“一肩挑”。他们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共同的感受是，得益于组织交任务、压担子的培养机制。对此，福建省南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书标非常赞同，“只要将他们置于群众的眼皮底下做事，那些肯干事、能干事的，群众自然会拥护。”李书标介绍，南平市2018年起从高校毕业生中选拔了1700余名“基层党群工作者”，目前已有30人进入村两委班子，6人担任村书记。这些优秀人才经过一二年锻炼后，组织认可度和群众认同度高度契合，通过正常程序进入村两委甚至担任村主干水到渠成。

　　话题三：选对人与留住人。选对人是第一步，用好人、留住人是关键。从各地实践看，村级后备人才流失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天津市选拔的农村党务工作者中，也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原因选择离开。“其实，这很正常。真金需要火炼，经过基层熔炉锻造，留下来的才是基层组织的‘钢筋’，才是我们期盼的‘苗子’。”天津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努力在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方面下足功夫，为他们安居乐业提供便利。“我们非常珍惜这支队伍，尽可能减少流失。” 南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书标认为，如同任何行业都有人“跳槽”一样，要想这个群体一个不流失不现实。“我们需要努力的是，以更加完善的制度留住更多的人。”

　　话题四：“干上来”与“考进来”。天津市选拔干得好的村干部到乡镇甚至更高岗位任职的制度设计，既为村干部打开了上升通道，也为乡镇储备了人才，一举双赢。那么，通过一线历练“干上来”的乡镇干部与通过公务员招录“考进来”的乡镇干部，谁更能发挥作用，更有利于队伍稳定呢？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姐相乡党委书记张瑞告诉记者，他们乡目前业务骨干多在50岁左右，存在着人才断层的隐患。他2016年到姐相乡工作后，乡里相继来了3个选调生，目前已有两个调任市级部门，另一个是去年刚来的。“新来的指不定哪天也要走。”在张瑞看来，从乡镇干部队伍稳定和实用两个维度考量，“干上来”的比“考进来”的靠得住。“尽管瑞丽市出台文件，规定选调生、公务员须在乡镇工作满5年才能调动，但留住人不一定能留住心。”张瑞非常赞同从“三类”人员中选拔乡镇干部的做法，并呼吁在录用政策上实行倾斜。姐相乡多年来只有一位村书记晋职乡镇副职，张瑞认为太少了，有必要加大力度，将村干部往高处走的“闸门”开得更大些。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茨沟镇党委书记胡子新与张瑞有同感，茨沟镇2016年来的1名选调生，2019年也调到市里了。胡子新说，“培养人难留人是乡镇目前面临的困惑之一。”对此，陕西省委组织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认为，“干上来”与“考进来”不可顾此失彼，都是乡镇人才来源的重要渠道。从大概率看，“干上来”的经过基层摸爬滚打，情况熟、经验足、上手快、稳定性高，但存在思路容易固化等不足；“考进来”的文化高、眼界宽、勤思考、善创新，但有着实践经验欠缺，将基层当跳板等弊端。“只要不断创新机制，营造良好成长生态，两股人才力量就能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担负起乡村振兴‘操盘手’的大任。”

　　不难看出，为基层选人，选基层待得住的人，这项工作创新空间还很大，探索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