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阴县观音河镇水田村“三线”人员在调解邻里纠纷。资料图

　　“以前一个礼拜就解决1件事，村干部可能还要花费好大的精力。现在一个礼拜能解决3-5件事，我们的办事效率不仅大大提高了，还能腾出精力办大事抓发展。”陕西省汉阴县洞河村党支部书记刘修勇在这一岗位上已经干了15年，提起现在的变化他感慨地说。

　　刘修勇所说的“变化”是近年来汉阴县采用“三线两化一平台”乡村治理模式带来的基层治理新面貌。所谓的“三线两化一平台”，即是党员联系群众、人大代表联系选民、中心户长联系居民，服务精细化、管理网格化以及村民自治平台，简称“321模式”。该乡村治理模式开启了汉阴县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新格局，盘活了“一盘棋”，也因此促进了基层各项工作都步入了快车道。

　　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

　　汉阴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地处陕西省南部、秦巴山区腹地，全县辖10镇、141个行政村，总人口31.3万。就是这样一个人口相对较多的贫困县，全县基层干部加起来也不过1300人。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社会治理工作变得内容更加丰富、对象更加复杂、任务更加繁重。怎样将数量有限的基层干部和数额有限的管理经费有效利用，让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与社会治理繁重任务相适应，使群众工作方法与新时期社会治理目标要求相适应，拉近干部与群众的差距，这成为摆在汉阴县面前的一大问题。

　　通过走访调研，该县找准切入口，以联系服务群众力量不足、群众参与和自治水平不高等问题为突破口，2014年开始试点“321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汉阴县选择基础较好的双乳镇作为试点，率先开始探索农村基层治理新模式。双乳镇通过广泛动员普通党员、人大代表、能人贤士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逐步形成了联系群众的“三线”工作法：镇党委联系村党支部，村党支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为一条线；镇人大主席团代表小组，代表小组抓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联系选民，为一条线；镇政府联系村委会，村委会联系中心户长，中心户长联系村民，为一条线。通过这样纵向延伸到底，逐级抓落实，从而巩固了乡村治理和农村社会发展最根本、最基础、最稳固的力量，也从人员整合配置上破解了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等覆盖不到位的难题。

　　在“三线”联系群众的基础上，双乳镇根据地形和户数分布，按片、组、院落分为一、二、三级网格。其中村级为一级网络；村民小组为二级网络，二级网络之下按照20-30户、60-100人来划分若干个三级网络。各网格长由“三线”人员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任总网格长，村、组干部和党员、人大代表、中心户长分别担任一、二、三级网格长。

　　同时，按照经济收入、家庭结构等具体情况，对所有住户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排查，将家庭经济收入持平和超过全村平均水平且连续三年被评为平安家庭的分为放心户，将家庭经济收入低于全村平均水平且近两年未被评为平安家庭的分为关心户，将“三留守”人员、残疾人、贫困户和有刑满释放人员的家庭分为连心户。并针对这些情况，实行差异化服务，实现对放心户“在线”服务，对关心户实行“三线”联系人定期到户了解情况、有针对性开展的“一线”服务，和对连心户实行每户确定一名“三线”联系人、实行一对一抓帮扶的“热线”服务。由此织成一张全覆盖的公共管理服务网，从而做到管理网格化、服务精细化，实现“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

　　2016年，汉阴县全面推行“321乡村治理模式”，构建起了密切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大大提升了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

　　同年7月，汉阴县在总结双乳镇的“三线两化”实践基础上，增加了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的“自治平台”，并出台《关于全面推行“三线两化一平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了这一体系。

　　2017年，在全国乡村治理和农村社会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有专家评价说，汉阴县的“321乡村治理模式”体现了三个关键词，一是整合了不同的治理资源，包括党委、政府、人大和一些社会经济组织；二是有效把现代化理念和传统手段相结合；三是和精准扶贫一样，做到了精细化。

　　干群齐参与“独奏”变“协奏”

　　汉阴县城关镇中坝村是一个人口大村，全村常住人口7000多人，加上外来人口近9000人，而村干部只有7人。“人口多干部少，又处于城乡接合部，而农村最难做的工作，是征地、拆房子和‘挖人祖坟’，最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如果就靠那几个村干部，想要摆平这些事，太难了。”村支书张代权告诉记者。

　　当初，要修建平涧一级公路，其中有1.8公里要通过中坝村，村上公布了拆迁安置方案，但拆迁群众完全不予理会。三组的中心户长张忍江主动站出来去做工作，他从和自己关系好的泥水匠李世平入手，给李世平讲清谁先拆可享受先选安置位置的优惠政策，成功动员他带头搬迁。就这样，李世平家一带头，一户带一户，一周之内32户全部搬迁完。这两年，村里类似这样的重点项目还有四五个，共征地358亩、拆迁67户、迁坟135棺，涉及几百户人家。因为有了网格化、精细化的管理，在众多的网格长细致耐心地工作下，事情都得到了很好地解决。

　　“矛盾纠纷有大有小，对于小矛盾，‘三线’人员就及时调解了；大一点的，我们二级网格长、一级网格长先后上，调解不了的由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上手，基本保证矛盾不出村。”张代权介绍说，“今年以来，我们调解了65起矛盾纠纷，最大的一起涉及赔偿金额50多万元；有一起还是跨镇的，我们把平梁镇兴河村支部书记请到我们村上一起调解的，基础工作就是我们中心户长做的。”

　　为了充分调动“三线”人员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其办事效率，汉阴县一方面利用每周三的党员活动日，培训网格长和三线人员，讲法律知识、调解矛盾方法、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将中心户长报酬与考核挂钩，兑现矛盾纠纷一案一补，对工作突出者予以隆重表彰。

　　“以前是干部说、群众听，干部干、群众看；现在是干部、群众都能有效地参与其中。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村民自治这样一个平台，培养群众的自治能力，从而实现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发展。”汉阴县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唐继虎说。

　　变事倍功半为事半功倍

　　双乳镇三同村，村里共有住户687户，人口2868人，有镇村干部12人。在推行“321模式”之前，平均每人联系服务户数为57户，平均联系服务人数239人。有限的干部人数无法实现联系服务群众全覆盖。而在“321模式”推行之后，随着对干部队伍的挖潜，三同村的镇村干部人数增至67人，平均每人联系服务户数10户，平均联系服务人数42人，基本保障了有人员、有精力、有时间，实现联系服务群众全覆盖。曾经是群众办事“鞋跑烂，腿跑断，事难办”，变成现在是“群众动嘴，干部跑腿，干群鱼水”。

　　2018年11月4日，中坝村村民杨秀娥的丈夫在工地务工时不慎掉进电梯井不幸遇难，村里的一级网格长刘帮勇和二级网格长张本安分别找到工地负责人做工作。两天后，杨秀娥和工地负责人达成协议并完成赔付。杨秀娥说，若走司法程序，不知道猴年马月才有结果，就是判了能不能真拿到钱还两说。

　　“普通党员和人大代表就是群众身边的人，说话有时比干部还管用些，我们村上的发展，多亏他们（网格长）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扯皮的事少了，大家可以把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长期坚持下去，我们的民风民俗、发展环境都会越来越好，群众满意度也会越来越高。”双乳村村主任况小向说。

　　“321模式”在平梁镇太行村推行以来，村里各种矛盾急剧减少，村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产业发展上。现在村里建设有老古树茶1000亩、油茶园1000亩、花椒2000亩、油牡丹500亩，养殖肉牛700头。曾经的贫困村，如今已是“山上茶园山下花，幽林深处品农家”。在不久的将来，“住新型社区、闻玫瑰花香、游龙头神庙、食农家土菜、沐太行天池、品老树绿茶”，集“吃、喝、玩、乐、购”于一体的太行旅游模式也会一步步变成现实。

　　“321模式”很好地解决了农村社会治理力量不足、农村工作统筹不够、群众参与度不高以及基层自治水平不高的问题。

　　汉阴县委书记周永鑫说：“该模式在基层治理中，既增强了干部做好群众工作的宗旨意识、勤政意识和服务意识，同时也激发了群众自治意识，干群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形成了同振共鸣，全县营造出了谋发展、奔致富、促和谐的良好氛围。”

　　记者手记

　　气理顺了干劲足了

　　肖力伟

　　在陕西省汉阴县采访，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里的山更清、水更绿，连空气都是清新的。特别是村民们脸上那幸福的笑容，深深地感染着我，拨动着我的心弦。

　　虽然这是一个大山深处的深度贫困县，但这里荡漾着的笑容却是真实的，一如我手中紧握着的笔。那是因为他们真实地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看到了光明的未来。由此，他们的气理顺了、心安定了、干劲足了，致富奔小康的步伐更坚定了。

　　我们党之所以能从小变大，由弱到强，能够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起新中国，靠的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现如今，这种优良传统在汉阴的“321乡村治理模式”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扬光大，党和群众的关系更加血肉相连、鱼水情深。

　　城关镇中坝村支部书记张代权做房地产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早已挣得万贯家财，为何还要回到村里，挑起带领全村脱贫奔小康的重担？用他的话来说，是党的好政策才有了今天的富裕生活，吃水不忘挖井人。作为党员，要让全村的人享受到党的温暖，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那些在更基层的二三级网格长的中心户长们，大都也是先步入小康的人群，他们在乎的决不是每年的300元补贴和一些精神表彰，而是他们抱有和张代权书记一样的胸襟和觉悟。

　　在脱贫攻坚的决战时期，我国广袤的农村呼唤千千万万个张代权这样的带头人。我们更希望，汉阴县探索的这种“321乡村治理模式”能给更多的村子以借鉴，绽放出更为夺目的光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