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这个相传已有千余年历史的村庄，它是第一件被外人称为“艺术品”的公共设施。为了装饰它，村民还拉来了一辆早已报废的摩托车，用油漆把它涂得五彩斑斓，摆在椅子旁边。
椅子出现之前，葛家村很难和“艺术”联系在一起。大部分年月里，这里都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子，藏在浙江省东部沿海的群山深处。没有自办企业，也没有特色农产品，人一茬茬地走出去，这里慢慢变得和大多数村庄一样普通且缺乏生气。
那张造型像小山一样起伏的椅子是个新事物，但是很快，它的风头就被越来越多的新鲜玩意儿盖过了——不到3个月，这个500多户人家的村庄出现了40多个共享空间和近300件艺术品，包括一家美术馆，一个手工艺院，一条画廊，一个酒吧，甚至还有一个叫做鸟巢的建筑。
它们都跟这张椅子一样，看起来不够光鲜。美术馆的名字是用布绣上去的，手工艺院的作品都出自一位农妇的缝纫机，画廊位于河堤上，下临一条小河沟。但为了欣赏它们，北京的人来了，上海的人来了，甚至有一次一辆大巴车送来了台湾地区的客人。
它们出现在一场艺术改造乡村的行动中。到今年8月22日，这个行动告一段落的时候，村子里办了一场晚会。参加晚会的车辆几乎塞住了村口两车道的路。为了迎接客人，长椅旁，村民院子外，甚至不足两米宽的小河道里到处都点亮了五颜六色的灯。
车灯和彩灯交相亮在群山深处的黑夜，葛家村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他们以为艺术就是油画、雕塑那些很远的东西
第一张椅子建在村里的老祠堂和一个小超市之间，在位于宁海县大佳何镇的这个村子里，那是“CBD”，是最热闹的地方，但它还是太不起眼了，外来的人一不留神就会错过它。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丛志强是它的设计者。今年4月初，他应邀来到宁海，试着用艺术为农村带来一些改变。设计这把椅子，是丛志强到葛家村的第四天，那时他在这里的工作几乎要进行不下去了。
选择葛家村之前，他被带到宁海县一个沿海的村庄，“村子里全是别墅”，几乎每家院子里都摆着盆景，有些甚至还修了假山流水。他离开了那里，觉得那里并不是最需要改造的地方。他此前有过为古镇做设计的经验，“古镇上的村子在设计上有优势，但优势太强了就很难复制”。
相比之下，葛家村在许多方面都乏善可陈。这里的人们以务农为生，但没有多少耕地，也谈不上其他资源。村干部试着去找投资，“整整跑了3年，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什么成效。山上的竹林和大片的桂花树是村里少数值得称道的东西，但是这些年，竹子不值钱了，办了几届“桂花节”也赚不到什么钱。
近些年，村里几乎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娃娃了。双向两车道的道路经过村庄，两排小洋楼立在路旁，那是葛家村最光鲜的地方。其余大多是老房子，有些都坍塌了。之前主要做企业品牌设计的丛志强，偏偏看中这里。“国内现在的设计大多是给富人做的，是属于锦上添花的，其实更需要设计的是穷人，设计要给弱势群体带来更大的价值。”
但能不能成功，丛志强心里也没底，他把在葛家村的工作当成一个公益行动和实验，与宁海县委副书记李贵军私下约定，这次行动成功了，再对外说：如果失败了，就当什么都没做。
他要求村民一定要跟他一起干，让愿意参与的村民提前报名，编成小组。为了动员村民，他特意设计了讲座内容，不仅把艺术上那些很华丽的辞藻剔除干净，就连讲座的时间都精心控制。
但是，在这个差不多有1600人的村庄，只有26人来听了他的讲座，“80%看起来是凑数的”。他试着用案例和图片向人们解释要干的事情，可大家“明显听不懂”。“他们以为艺术就是油画、雕塑那些离他们很远的东西。”
丛志强的第一次改造行动，计划进行12天。可是在开始的4天，几乎毫无进展，没有人相信这个艺术家能够给一个村子带来什么改变——镇政府里有些人在观望，村支书也没出面见他。他的设计需要人力去实现，但村民们私下议论，这个北京来的教授在这里做设计至少挣了50万元，让村民干活儿还不想付钱。
这些年，中国的农村没少见艺术家。一次又一次的乡村改造中，有的艺术家把奇形怪状的雕塑立在村口，也有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在泥土地里盖起了让人惊叹的房子。并不是所有艺术家和农村的碰撞都能发生足够令人震惊的反应。某地村民说，艺术家进村的第一天，能看见他们画井盖，第二天就在他们的房间里听到打牌声。
而对于葛家村来说，此前艺术家在这里留下的最明显的痕迹，就是墙上如今沾上泥巴点的绘画。在其他村庄，这样的绘画甚至会被村民偷偷抹去。
“国内艺术介入乡村这个圈里边，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艺术家来了，村子里热闹非凡，艺术家走了，村子回到以前。”丛志强说。
在他看来，出现这种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目前乡村的设计95%都是由艺术家这些“外援”完成，大多数村民只是旁观者，他想在葛家村摸索出一条新路。
他必须要试着做点什么。第四天，丛志强决定修一把椅子。
就是要尽量做到零成本
椅子不是随便造的。之前，丛志强在村子里做过很多调研，包括观察村民的生活轨迹，“观察他们在什么地方待多长时间，在干什么”。他这才找到了挨着老祠堂和小超市的那块地方，茶余饭后，妇女和老人总是喜欢在那里聊天，可是一棵古树下摆着的几块大石头，是他们唯一可以歇脚的地方。
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椅子能解决最实际的问题，这是丛志强选择第一件艺术作品时重要的考虑因素。“村民做东西很简单，第一考虑是不是有用，第二考虑是不是能赚钱，如果两个都不靠，他就会认为是行政指令，不会主动跟着干。”
做椅子的材料，他选了村里最常见的石头和竹子，“就是要尽量做到零成本”。葛家村的人是会垒石头的，这一点丛志强在做村民的生活技能调查时就确认了。只不过近20年来，小楼替代石头房子成了村里的“新地标”，垒石头也渐渐过时了，“大家都认为大理石、汉白玉才是时髦的材料”。
用石头垒起的椅子，让沉寂多年的匠人有了施展空间，五六个50岁开外的村民参与了这件事情。一位村民后来告诉丛志强，因为会垒石头，他以前在村子里是个受人尊敬的人。人们慢慢住进了小楼，他都不好意思再提起这项技能。这个工程量只有两三天的椅子，让他找回了从前的感觉。他说等孙子回来，要带他看看爷爷的“作品”。
椅子做完，还没来得及打扫卫生，人们就挤在上面。这是村子里户外公共场合的第一把椅子，来来往往卖针头线脑的人，甚至在这儿摆起了摊儿。
而对丛志强来说，这张椅子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村民们相信他这个“外来的和尚”了。那些握惯了农具的手开始拉着他问，怎么样才能把艺术品做得更好看。参加行动的26人，最后涨到46人。二期参加的村民126人，年龄最大的82岁，平均年龄也在60岁以上。
“村民们一旦知道你做东西是为他们考虑，就很容易被触动。”丛志强说。葛家村分为上葛和下葛两个自然村，在为这张椅子选址的时候，他甚至考虑到了两边村民的感受，选在了那个不偏不倚的地方。
后来，这张椅子被复制到了别的地方：它被放大了好几倍，出现在村口等公交车的地方；还被村民改变了造型，复制到一口古井旁。
在古井旁造椅子的村民告诉丛志强，那口井是村子里最老的井，虽然现在不用了，但是他们小时候都在那儿打水，所以希望那儿也能热闹起来。
“就这个椅子我准备写一篇论文，就是如何用一个椅子折射艺术家和村民的关系，如何解决村民的信任问题，如何用艺术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离开葛家村半个多月后，在北京的办公室里，丛志强兴奋地说。
乡村振兴，村民一定得动起来
葛家村也有比这椅子更“高端”的东西，就立在它面前。那是一个“文化礼堂”，当地很多村子都有这东西。但丛志强到了发现，这个宽敞的建筑，几乎变成了村里红白酒席的固定场所，“和文化没什么关系”。除此之外，村里主要的公共设施，就是几个户外健身器材，那里成了儿童玩乐的地方。
在某种程度上，葛家村的情形，折射出乡村改造的困境。在一轮轮“美化乡村”的口号和行动中，越来越多硬件设施出现在村庄里，但如何融入乡村的氛围中仍然是个难题。
“我们过去经常送科技、送文化、送资金、送项目，这些项目如何实现与农村现实生活对接，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宁海县委副书记李贵军说。
李贵军说，在宁海，大部分农村环境整洁了，房子也不差了，“硬件设施都跟上了，但是精神生活还很贫乏”。“跟人一样，脸是洗得干干净净的，有的地方还化了一下妆，但是整体感觉品位不高。”
他这才寄希望于艺术。“就看艺术能不能让这些人‘活’起来。”
丛志强也有类似的想法，这也是他要求村民必须跟着一起做设计的原因。
他梳理过国外艺术介入乡村的经验，发现做得比较早的国家，比如德国、日本，大都开始强调内生发展。“说白了，就是乡村振兴，村民一定得动起来。”丛志强解释，“这就好像一个学校，如果学生没有积极性，建再多图书馆，引进再多的外教都没有用。”
但在国内，更普遍的情况是“干部干，村民看，很多村民认为乡村振兴那是国家的事，政府的事”。
另一方面，由外人主导的乡村改造往往也对不上村民的胃口。和丛志强一起来到葛家村的黄波，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他见过东北一个地方搞“美丽乡村”建设中拆掉了传统农户家用树枝搭起的篱笆，统一换成了类似城市公园里的围栏；也听过一个公司一次性承接50个农村的改造工程，“最后都是拿一个模板套的”。
丛志强决定试着改变这种情况，他到葛家村和村民聊天。当地方言不好懂，但他说好在自己脸皮厚，“听得懂就坐下聊，听不懂就站起来走”。在院子里种菜的需求要保留，喜欢玩石头的兴趣也要照顾。在设计一个酒吧的时候，丛志强听院子的主人说，墙头上野生的仙人掌陪了他十几年，就专门把那些显得有些杂乱的仙人掌保留下来，还把酒吧起名“仙人掌酒吧”。
他听说村口一条小河的河堤有千余年历史，就在上面砌了几个画框，取名“千年画廊”。村民叶仙绒家里，堆着孩子们写的书法和各种乱七八糟的老物件，丛志强就给她设计了一个美术馆，楼上挂书画、楼下放那些绣花鞋、脱粒机……
村里一位78岁的低保户，每个月都要编200把笤帚。笤帚换回的钱和领到的最低生活保障补贴，凑够2000元，正好够妻子的医药费。丛志强了解到这个情况，专门给他设计了一个作品，让他用竹子给孩子围起一个游乐场，做成了大鸟窝的样子，命名为“鸟巢”。这件“艺术品”让他获得了一定的工钱。
村民袁小仙第一次拒绝了丛志强，“我太笨了，什么都做不好。”她说。丛志强发现她厨艺好，就让她从用面捏一个作品开始。如今，她的手工艺院里挂满了她用缝纫机做的布偶。她最新的一个作品是一只腿长手也长的布偶，那是她在电视节目里看到以后照着做的，担心侵权，还做了改动。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行动中。在施工队干过的村民根据一张示意图，用竹子建起一座凉亭；手巧的村民把毛竹砍几刀，塞上灯泡，搭起了一个“户外灯光秀”。还有不知道哪位村民把废旧的棉裤加上几根红布条，做成桂花树的模样，缝在门帘上。
来了灵感的村民会把自己的作品发给丛志强征求意见，哪怕是在半夜。他们还会直接修改艺术家的设计。村外的竹子长廊里，原本设计了一串风铃，丛志强后来发现这个设计被村民改了，一位72岁的村民在风铃上拉了根有颜色的线。他告诉丛志强，那是为了防止大风吹起风铃伤到人。曾给人民法院设计过统一标识的人大艺术学院设计系副教授陈炯给葛家村设计过一个叫做“草船借箭”的装置作品，村民在施工的时候直接把造型改了，因为“台风天里，那个东西立不稳”。
而丛志强需要做的，就是鼓励。有村民抱怨，设计好的院子没有人来看，丛志强就向相关部门提要求，如果领导来村里参观，必须走过所有参与设计的人家。第一期艺术改造行动结束时，镇上的干部提出，拿出一些钱奖励村民。原来的方案是设置一、二、三等奖，丛志强担心评不上奖的会失望，要求把奖金均分给每个参与者。“村民特别敏感，不能好不容易调动起来的积极性被浇灭了。”
越来越多院子敞开了门
看到这件事能吸引这么多人的兴趣，很多人都意外极了。
调动村民的积极性是一件困难的事。当地一位干部说：“现在村里都很少见大家自发干一个项目了，叫村民开个会还要给误工费。”经常往农村跑的学者黄波见过，有些地方“从农民院子里抽根柴火都要放狗咬”。
这场行动告一段落的时候，为了筹备晚会，葛家村到处都是忙活的人们。有村民摆弄着废弃的圆桌板，在上面钉上长短不一的竹子，做成盈亏不同的月亮，也有村民扯着不同颜色的印花布，比划着哪一块搭在画院的桌子上好看。在晚会上，86位村民被当成“艺术家”站上了灯光璀璨的舞台。
仙人掌酒吧开业了，村里的游客还是不够多。这里就变成了村民们聚会聊天和唱歌的场所，音响是老板从城里一家关张的酒店拉来的。
越来越多的院子敞开了门。在此之前，葛家村里有一户人家院子里堆了几十年的垃圾，赌气不让任何人动，看到周围的人家在起着变化，这个院子的主人找到丛志强，打开了自家院门。
还有已经废弃的院子重新发挥作用——盛猪食的石槽变成了喝茶聊天的石桌，4户人家屋后堆放杂物的备用地一起拿出来，做成了一个休闲的公共场所，丛志强把这块鹅卵石铺成的平地叫“四君子院”。还有一个共享空间，是8户人家共同拿出自家院子打造的。
“这在以前不可想象。”黄波说，“宅基地确权以后，土地是乡村最麻烦的事情，有时候因为一棵树占了位置，两家都能打起来。”
宁海县的一位干部说，他还见过在乡村基础设施改造过程中，有村民因为公共污水管道从自家地下穿过，而大肆要价。“这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在乡村的治理机制缺乏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内生意志。”这位干部说。宁海县曾经制定过“村级权力36条清单”，这份被称为“为乡村治理立法”的清单“基本涵盖了村级组织和村干部行使村务权力的全部内容”。但相比“36条”刚性的规定，“村子是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弹性、没有包容度是不行的”。
葛家村的初步实验之后， 2019年暑期，宁海县又从全国请来了30个艺术团队进入乡村，提出了更长远的规划。
65岁的葛家村村民叶仙绒，在家里开了美术馆。虽然这二楼挂着的书画作品大多出自她儿孙之手，一楼放着的老木柜、绣花鞋刚刚逃脱被当做柴烧的命运，但是从4月开张到现在，已经来了上万人参观，不只北京上海，还有四川贵州的。因为巴掌宽的一堵墙引起的纠纷，叶仙绒和邻居已经好多年没来往了。看到叶仙绒家越来越热闹，邻居后来也找到了丛志强。丛志强把那堵墙改成了矮墙，把邻居家的院子也装修一番，他看到两家人又站在了一起。
娘家村子的人吃完晚饭会溜达到这个美术馆看一看，外出打工的亲戚也打电话说从电视里看到她家的样子。
这让叶仙绒很开心。在她印象里，葛家村以前是个热闹的地方，辐射周边几个村子的供销社开在这儿，中心小学也开在这儿，她家房子修在村里原来的主干道边上，门外总是人来人往。后来，新路修了，人也走了，这里慢慢冷清下来。如今，热闹的村庄总能让她想起以前的日子。
没有人想到一个美术馆能带来这样的变化。刚开始把这个美术馆命名为“叶仙绒美术馆”时，村里人嘲笑她“一个妇女把名字挂这么高”。可如今，她忙到连吃饭的时候，饭碗都会端起放下好几次。看到参观者进进出出，村民跟说惯了方言的叶仙绒开玩笑，“以后你要学会说普通话，还要再学学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