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贵州省委、省政府决定对黔西南州晴隆县三宝彝族乡1233户5853人实施整乡易地扶贫搬迁。图为规划在晴隆县城附近的搬迁安置点——“阿妹戚托小镇”。

　　（本图由晴隆县委宣传部提供，陈亚林摄）

　　2018年，三宝乡中心学校搬迁至阿妹戚托小镇周边后，学习环境有了改善，教室里有了教学大屏幕。焦敏龙/摄

　　编者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5月初，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参加“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大型主题采访活动，来到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三宝彝族乡进行蹲点调研。采访中，记者走进大山深处的三宝乡，以白描的笔法记录和还原了贫困户王德明一家搬离大山住进新家园的故事，深切感受到当地为斩断“穷根”，让老百姓过上更美好生活进行整乡易地扶贫搬迁的不懈努力，这也成为中国政府向贫困宣战进行脱贫攻坚战役的一个时代缩影和生动写照。

　　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熟睡中的王德明。

　　“快，桃花癫痫病又犯了，快来帮把手，去趟县医院。”

　　听到门外邻居的叫喊声，王德明一骨碌爬起来穿上外套，趿拉着一双草鞋摸黑冲出了家门。

　　王德明和村里十来个年轻汉子，把10岁的杨桃花固定在用两根滑杆搭起的软扎上。“一、二、三，起！”下坡、拐弯、爬坡，他们轮流抬着口吐白沫、抽搐不止的桃花，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杉树林，避过泥坑，翻过山梁，向40公里外的县城奔去。

　　王德明一家世代居住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三宝乡三宝村。目之所及，岩裸石秃，翻到山外只有一条路径：从山腰徒步穿越高大茂密的杉树林，到山顶后，再经由陡峭的“之”字形环山路下山，再上山，才去县道。

　　王德明清楚地记得，那夜从三宝村到县医院，一路上，他们和时间赛跑，徒步最快用了8个小时。遗憾的是，山路辗转难行，还是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没能救回桃花。

　　他叹息着：“路太远了，太可惜了。”是大山阻隔了生的希望，村里人生了病，多半是找点草药吃，有人把小病拖成了大病，在山里慢慢耗尽生命。

　　转眼间，这一幕过去30多年了，却一直印在王德明脑海中，他总是自语“有什么别有病”。三宝乡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贫困就像一座大山横亘在眼前，什么时候才能搬开这座大山，换种新活法儿？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在中国大地上打响，希望像一束光，照进大山深处的三宝乡。

　　什么时候才能换个新活法儿

　　今年66岁的王德明身高不过一米七，几十年来，他一直和贫穷抗争着。

　　他的老家三宝乡，“嵌”在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片区海拔1600多米的半山腰，在蓝天白云间若隐若现，是贵州20个极度贫困乡镇之一，聚居着近6000名彝族、苗族群众，近六成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他的记忆里，乡里的人很少与外界来往，有的人从出生就没出过山、没见过汽车。他从小和父母、6个兄弟姐妹挤在山角下一处四面透风的土坯茅草屋里。取暖的炉子、几口锅，就是家里最贵重的东西。一到下雨天，屋里总是“下小雨”。

　　不到20岁，他就结婚另立了门户，在半山腰处清除杂草腾出一块空地，从山上一捆一捆扛回杉树枝做木料，肩膀起了水泡、磨烂了，一间木屋拔地而起。在这间不通水、没有电的房子里，夫妇俩养育了4个儿子、2个女儿，靠种植薏仁米、玉米生活。

　　王德明65岁之前的生活半径，曾有两次扩大到了晴隆县城。

　　第一次是在婚后不久。1975年，他读完中学考上了原晴隆县师范学校，是当年全乡仅有的3名中专生之一。

　　1977年中专毕业后，他回到老家，成了村小的代课教师，在一间既不挡风也不遮雨的草房子里，教村里的二十几个孩子说汉话、识汉字。村里人敬他是个“有文化的人”。他觉得这份工作是“有价值、体面的”。

　　1981年的一天，送走最后一个学生，学校停课了，王德明失业了。

　　他又回家，拿起锄头，种起了地。夫妇俩奔波于石头缝里的9亩坡耕地。最远的一块田在老鹰岩，单程步行就得一个小时。风调雨顺的年景，勉强够全家口粮。遇上旱年，粮食不够一家人吃时，还要去借粮。

　　贫困的日子没完没了。他家用水，第一遍淘米洗菜，第二遍洗脸洗脚，第三遍喂猪喂牛。苞谷饭是主食，先把玉米粒炒熟去皮，再磨成粉蒸熟。这种“沙饭”在喉咙里常打转，难以下咽。孩子们没几件像样的衣服，4个儿子出门得换着穿。他把大儿子供到小学五年级，就再无力负担了。其他5个孩子，都没读过书。

　　直到1998年，因为文化程度较高，他被推选为村委会副主任。他找回了当年教书时的自信，像伺候田地一样兢兢业业。在他心中，“这是过得最扬眉吐气的日子了”。

　　几个孩子相继完婚后，王德明家的外债从“丘陵”滚成了“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因为舍不得用高功率灯泡，家里的灯光暗到看不清孩子们的脸。在妻子柳国珍的唉声叹气中，王德明一口一口抽起烟袋，就着烟丝味，他暂时忘掉贫穷的烦恼。

　　2001年，村两委换届，王德明卸任。他家的债，仍没还完。万般无奈，他第二次走进县城。没有技术，只能干水泥工卖苦力。

　　2010年，王德明攥着政府补贴的16800元和贷来的2万多元，加上借的钱，凑了10多万元，盖成了7间水泥房。这一回，他把新房地址选在山下靠近公路的地方，用塑胶管从山上引来了水，用一条电路沿着房梁串起3个白炽灯泡。

　　在工地那几年，铁锤声、电钻声震得他听力大不如前。他和妻子交流，有时靠手势或眼神。夜里，他总是回想起在县城读书的日子，羡慕城里人的生活，想像着“什么时候才能搬出来，换个新活法儿。”

　　打破“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困境

　　在三宝乡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贫困像野草一样丛生。

　　有这样一组统计数据：2014年底，贵州有623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约占全国贫困人口的1/10，全省88个县（区）中就有66个国家贫困县。三宝乡贫困发生率高达57.9%，列贵州省第二。

　　有专家指出，贵州的贫困，在于喀斯特地貌突出、耕地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对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作出战略性创新部署，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由此，精准扶贫攻坚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国政府庄严承诺：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视察指导工作时要求，在扶贫开发中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方的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搬迁，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自此，脱贫攻坚成为贵州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贵州计划在“十三五”期间，为包括149.4万贫困人口在内的共188万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从2017年起为10090个自然村寨进行整体搬迁，全面实施城镇化集中安置。

　　三宝乡1233户5853人正在计划之列。这个乡因此成为我国目前唯一正在实施整乡搬迁的彝族乡。贫困村民居大山不易，走出大山更不易。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背后是扶贫干部的艰辛付出与不懈努力。

　　2017年的一天，三宝乡政府包户干部黄威龙来到王德明家。

　　“愿意搬去县城不?”

　　“什么？你再讲清楚一点。”

　　“安置点的新居按照人均不超过20平方米的面积建造，由政府统一简装修，还配置基本家具……”

　　听了干部讲的搬迁政策，王德明有些迟疑。毕竟，老房子是祖辈的生存之地。他说：“不搬有不搬的顾虑，在农村过了大半辈子，进了城、没了土地吃啥，也没有一技之长，出去后靠啥生存？”

　　为了消除村民们的顾虑，三宝乡政府统筹车辆分批组织“看房团”去搬迁安置点——阿妹戚托小镇实地看房。漫步移民安置区，眼见新楼栋栋，耳闻鸟鸣声声。这座按照4A级景区规格建设的小镇，根据苗族和彝族群众生活习俗，分别为苗族、彝族两个居民区依山修建了“牛头山”和“虎头山”，各条街道都以三宝乡的村寨命名。

　　小镇的柏油马路直通县城。家门口就有公交车站。门锁不再是老家那种一挂就好的黄铜锁，用钥匙拧两圈更保险了。楼上楼下两个卫生间都能洗漱、上厕所……

　　大山外的生活，令王德明心中升起对未来的憧憬，他去乡政府领了一套120平方米两层安置房的钥匙。2018年7月23日，王德明和三宝乡十几户老老少少带着锅碗瓢盆，坐着乡政府的中巴车搬了家。

　　一年多来，三宝乡陆续有人搬出，也有人还留在老房子里。三宝乡政府干部姚兰和几名工作人员也守在这里，每天上门与未搬迁群众聊聊家常，争取在今年6月底实现“整乡搬迁”。

　　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这两年，姚兰切身体会到：动员贫困户，难；让贫困户满意，难。贫困户爱观望，不爱听动员。亲眼看到了实惠，才愿意配合。

　　姚兰看到，很多村民家徒四壁，但房梁上挂腊肉，堂屋墙壁上贴奖状，这是贫困户最自豪的两样东西。腊肉代表当下的生活，而贴在墙上的奖状代表着一家人的未来。

　　“这表明贫困户不愿意世世代代贫穷下去，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姚兰说，要想说服未搬迁群众，首先要和他们共情、共鸣。

　　“想不想让孙子们去县城条件好的学校上学？”

　　“不去。”一开始，乡里的老人们异口同声。

　　“县里统一组织学生们搬到县城上学，都是全县选拔的优秀教师，还有统一宿舍和食堂，去不去？”姚兰提高声调问。

　　“政府组织的？我家娃娃能去吗？”老人有了兴趣。

　　“对嘛，搬到小镇不光是自己能享受好生活，还要多替娃娃们考虑，进了城上学再不用跑山路了，教学条件比乡里好多了。”

　　靠着以心换心的工作方法，姚兰和同事们做通了很多村民的思想工作。过去，大多数三宝乡村民把土地看得跟命一样重要，一见干部上门、一听说要搬迁，立马摇头摆手拒绝。现在，他们逐步接受“变化”，愿意走出大山了，他们看到了大山外的希望。

　　从“搬得出”向“稳得住、能致富”转变

　　从黑黢黢的水泥房一下子搬进楼房，王德明和老伴看哪儿都那么新鲜，但让他们改变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融入城镇生活，并不容易。

　　“一开始完全住不惯，总想回农村去。”王德明觉得幸福来得有些突然。经常分不清电视机遥控器的音量和频道按钮。一顿饭做完了，才想起来忘开油烟机。给孩子们脱了衣服准备洗澡时，才发现忘了开热水器电源。现在知道垃圾扔进垃圾桶前应该套个袋子。

　　今年2月，在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即将收官时，贵州作出推进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的重大部署，决定将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心逐步从“以搬迁为主”向“后续扶持工作为主”转变，从解决好“怎么搬”向“搬后怎么办”转变，从“搬得出”向“稳得住、能致富”转变。

　　为了解决这些“新市民”的生活“痛点”，三宝乡组织委员杨鑫和扶贫干部们专门挨家挨户倾听群众的诉求，谁家灯不亮了，谁家厕所堵了，谁家电视机接收不到信号……大事小情都记在本子上。能解决的问题现场处理；不能解决的，联系新市民服务中心和小镇项目部维修队来处理。

　　凌晨一两点，跑了一天的扶贫干部们极度疲惫，回到办公室，有时候顾不得脱外套，直接和衣睡在沙发上，一只手握着手机，一只脚还拖在地上……凑合睡一夜，第二天又继续上班。

　　杨鑫感慨，这样的情景对扶贫干部而言再熟悉不过。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大家都拧紧了发条，他笑称，现在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

　　因为杨鑫隔三差五联系维修，一些村民把扶贫干部当成了维修工，“我们帮扶干部的初衷只有一个，就是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凡事做到有求必应。”

　　生活的改变悄然发生：马桶堵的次数多了，村民们知道要随用随冲。洗完衣服要晾在衣架上，不能摊在门外树杈上；做饭不能上山砍柴，得学会用电饭煲和电磁炉……

　　杨鑫说，扶贫干部搞扶贫，不能只会干工作，要学点心理学，要避免先入为主，要多听群众的意见和想法，尊重他们的实际需求制订方案，才能让帮扶效果“入人心”。

　　遵循这样的工作思路，一些工作迎刃而解。今年5月，在阿妹戚托小镇推动的“三宝菜园地百花百果园”项目，把小镇里的500亩土地，按户均0.2亩免费分发给搬迁至阿妹戚托小镇的三宝彝族乡群众种菜，既能让他们在新家园记住乡愁，又能降低生活成本。

　　刚搬到小镇时，劳碌了大半辈子的王德明不适应这难得的自在。闲不住的他去阿妹戚托小镇新市民服务中心应聘当了街长后，负责牛头山14栋84户的日常巡查登记工作，每个月能有600元的收入。

　　每天，他穿着运动鞋行走在小镇街区，和居民们打打交道，一脸的安然自若，“政府对老百姓的政策越来越好，大家安居乐业，我们小镇的生活会越过越好。”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