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邓州，许多农村的村部公告栏都张贴着“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流程图，旁边往往还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个印着“农村工作”字样的锁头上，挂了六把钥匙，左边四把、右边两把各自相连，分别代表着“四议两公开”的六个步骤。

　　这幅漫画从十多年前就粘贴在各村，如今已经褪色发旧，带着岁月的痕迹，却见证了“四议两公开”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生命力。

　　从2010年至今，“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三入中央一号文件，今年1月，还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成为新时代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法宝之一。

　　这项发端于邓州农村的工作法，如一串金钥匙，解开了干部群众之间的心结、确立了基层党组织的主导地位、理顺了民主管理的流程，15年来，历久弥新。

　　问题“逼”出来的好办法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起步于新世纪之初。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受农村税费加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村干部工作方法粗暴等因素的影响，邓州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党群关系恶化等现象愈演愈烈。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税”“费”“义务工”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农民群众迫切需要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生产环境，但前一时期遗留下来的党群矛盾，让村级党组织无所适从。当时，邓州市578个村级党组织中，后进村占6.4%，工作勉强运转的村占12.8%，个别村级党组织甚至完全瘫痪。

　　“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新办法不会用。党员干部的威信降低，村党组织核心地位被削弱，和村委会‘两张皮’现象严重。”“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创始人之一、时任邓州市委书记、现任南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朝瑞回想起来，依然深感困难重重。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面对农村治理新情况，邓州开始探索解决之道。“办法是问题逼出来的。”刘朝瑞坦言。

　　同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给邓州送来“锦囊”。

　　然而，由于邓州制定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配套程序繁杂，许多村干部摸不着头绪，不会用，用不好，党员群众仍没有参与感，“公开出来的知道，不公开的呢？”“事后公开有什么用？”党员群众意见较多。

　　怎么办？学不会，只好把流程精简，步骤明确；被质疑是“事后公开”，就让党员群众参与到决策中。

　　2004年9月，邓州市委组织部深入农村进行了将近半年的调研，并以裴营、文渠等乡镇为试点进行先期探索，最终提出“4+2”工作法，即村党支部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会议决议，决议结果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的程序。又经过半年的试点推行，初见成效。

　　2005年9月，邓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在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中推行“4+2”工作法的决定》，正式在全市全面推广。

　　“你们把它当公式套，一步步来。”在第一堂培训会上，邓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有印给村支书们说了个“窍门”，“要把主动权和主导权抓在手里。”

　　就这样，“4+2”工作法开始在邓州“扎根”。

　　实践炼出来的好经验

　　“它一开始并不完善，是在实践过程中试炼出来的。”张有印告诉记者，全市推行之初，遇到许多“拦路虎”。

　　有些事项在会上通不过，有些事项通过了却推不动。这在最初的实践中，并非个例。究其原因，是党员没发挥出作用，代表没选准，工作没做到位。

　　“真正当家的人，有威望的人，还有刺头儿，这三种人得选出来当代表。”张有印介绍道，“选人环节正是村党组织发挥组织作用的时候，事先充分调研了解，选准提议事项利益相关人，不然就是白忙活。”

　　事项不合法不合规也是初期的常见问题。“比如开会商量把基本农田分了建房，一检查吓一跳。后来按照市里要求，重大事项的内容必须报街道党工委备案审核。”湍河街道组织委员索淑玉说。

　　为了更好地推进落实，邓州先后出台《关于深化完善“4+2”工作法 加强和创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及《“4+2”工作法实施细则》，把议前、议中、议后需要做的工作、注意事项及公开范围、公开时限等分别做出具体规定，并建立党员、村民代表联系户等制度，保障了工作法的科学运用。

　　“4+2”工作法逐渐在农村“站稳脚跟”。仅五年，邓州的基层组织建设和社会治理发生了显著改变，后进村得到转化提升，并一跃成为全省重要经济大县，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全省平均数635元，农民群众对村级经济社会发展的满意度达到85%以上。

　　2009年8月，“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在全国推广。2011年3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邓州市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创造了“四议两公开”工作法，针对新时期农村工作的特点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既从实体上又从程序上完善制度规范，从而保证了农村基层组织决策和执行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使党的领导、发扬民主、依法办事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有机结合统一起来，这个办法全省、全国都在推广，像这样的探索在基层各个领域要倡导和支持。

　　多年来，“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不负嘱托，始终与时俱进。

　　近年来，农村外出务工的党员群众不断增多，会怎么开？微信、短信等现代化信息手段“大显身手”。除直接利益相关者外，其他党员或村民代表均可通过微信、短信等表决并截图存档，突破了“面对面”开会的传统模式。

　　仅涉及一个村民小组的重大农村事务，摆进“四议两公开”中不仅提高运行成本，还容易冲淡利益核心群体的呼声，如何处理？“一提二审三通过”应运而生，即村民小组理事会提议，村“两委”会审查，户代表会议或村民小组会议决议，组内问题组内解决，知根知底好沟通，推进地更加有序高效。

　　农村治理活起来的好机制

　　道路宽敞，绿树成荫，一排排小洋楼鳞次栉比，鱼塘里碧波荡漾，幼儿园、学校和医院就在村民家门口，张村镇朱营村如今的面貌已是焕然一新。

　　“村支部说话有分量，老百姓信你服你愿意跟着你干，才能有现在的朱营村。”回顾村里十多年来的发展，朱营村村支书、村主任朱志华十分感慨。

　　在朱志华看来，“四议两公开”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个公开透明的平台：村支部引领统一规划，逐户签订建房协议，以一户一宅为原则，划定房屋规格并公示价位，党员干部拆房走在前、挑房选在后，建设进行得有条不紊。

　　“以前党员就来举举手，村里的事插不上嘴。现在完全不同了，村支部会跟我们通报近期工作情况，征求我们的想法，归属感和责任感都强了。”朱营村党员朱贵芳把自己当成村集体建设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

　　党员越来越顾大局，村民也越来越明事理。

　　2017年，郑万高铁的建设需要征用小杨营镇东楼村100多亩耕地。村支部便运用“四议两公开”把土地征用、搬迁安置等实施办法和征用补偿款的分配方案一一说明，并结合“一提二审三通过”将拆迁任务在组内消化，顺利完成征迁任务，无一户信访。

　　“开会把啥都说清楚，大家的思想也就跟上了，国家建设必须得全力支持。”东楼村第五小组组长刘庆连会后主动到各家各户做工作，“村民们私心变少了，也相信集体决策不会错。”

　　目前，邓州市95%的村（社区）能够正常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群众对运用“四议两公开”解决村级重大事务的满意率达95.3%，村（社区）支书、主任“一肩挑”比例达99.7%，为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奠定了坚实组织保障。

　　十五年来，“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一直在邓州农村破解难题、化解矛盾。它为何能始终保持生命力？邓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靳社强道出了答案：“它与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的要求相符合，与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相一致，与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与老百姓不断增强的民主意识相契合，所以始终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