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孕育王家庄精神

　　初见王家庄，和想象中没有太大差别。这是长治市潞城黄牛蹄乡的一个小山村，背山面水，很多人家的房子就建在山上。但是，进得村里，门前绿地，墙角绿苔，还有偶然为之的农家农具，舒心畅意。

　　村边上，有一个体育场。据村里的老人讲，这里原来是沟，是他们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杨玉彬带领大伙儿一锹一铲填平的。现在，打篮球、搞文艺活动、村里开会都在这儿。体育场旁边，是村里的广场，中间有一个叫麻池的区域，经过整整一个夏天，池子中央长满了野草。“为什么池子里没有水？”我随意问了一句。“夏天，孩子们都放假了，有水很危险，”广场上的人们说，“这是玉彬的主意。”脚下，是用石子铺的路，说不上好看，甚至有些粗笨，但是能看到主人的用心。

　　这是怎样一个村子？杨玉彬又是怎样一个人？趁着午饭时间，我走进农户家中。村民告诉我，十几年前的村子脏乱差，现在的样子，完全是在杨玉彬的带领下，大伙儿一点一点干出来的。他从打扫卫生开始治理，首创了“一袋盐”奖励机制，办法是谁卫生搞得好就奖励一袋盐，搞不好就没盐，时间长了总去小卖部买盐，脸上谁也挂不住。推而广之，村里的大事小情人人参与，不仅村容村貌大变样，邻里和谐，互助互让，还成了县、市、省的典型。

　　十几年如一日，杨玉彬和村民们一起点点滴滴过成了今天的日子。在王家庄，由“一袋盐”延伸出来的勤俭奋斗、朴实醇厚、邻居相亲、知荣弃耻等精神已经入脑入心，并活化出了新时代的王家庄精神。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质上是推进融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要素于一体的系统工程。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因此既要护口袋，还要护脑袋。

　　新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的王家庄精神。（本报记者 张晓敏）

　　我不想离开的小村庄

　　农村部的记者，下乡入村家常便饭。

　　一年中采访过许多村庄，但吉家庄这个塞外小村庄，一直深藏在我记忆深处。

　　去年8月1日，一接到乡村振兴报道的任务，我便匆匆踏上北上的列车，直奔大同市云州区吉家庄村。

　　吉家庄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只能用“空”来承载期盼？

　　次日清早，穿过崭新的村口门楼，我来到吉家庄中心村农牧专业合作社。甫一进院，千余平方米的水泥地面铺满金黄，蒸制区、包装区笑声朗朗。“这黄花是我们村脱贫致富的好选择。现在蒸制和打包的鲜菜是凌晨摘的，中午前都得处理好，一会还会有村民陆续把新摘的送过来。走，我带你去，要不可逮不着人。”合作社负责人张圣伟边向外走边塞给我一顶草帽。

　　几番联系，几番追赶。我在新村找到了第一位采访对象陈凤兰，无房的她在政策扶持下，只用4万元就在新村拥有了4间新居；在地头堵到了赶着去下一块地锄草的崔继昌，当年吃喝都愁的他如今也成为雇主；在马场寻到了为游客提供服务的吴国富，穷了一辈子的他现在敢和县委副书记比收入；在旧村黑陶基地追到了协调项目的村党支部书记刘猛，36岁的他和平均年龄只有33.6岁的村两委一起给吉家庄带来了嬗变。

　　如今的吉家庄新村院落新颖古朴吸引人，旧村新石器遗址、黑陶文化震撼人，村民同心勠力鼓舞人。这一切都让我移不开眼球，让我不想离开。

　　一次采访，我和吉家庄“33.6岁”的年轻人们成为朋友。聊天时，他们经常与我提起村里的农旅综合体、养老基地和不久前结束的全国黑陶研讨会。日渐繁荣的村庄让人心神往之。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今天的吉家庄，入眼皆生动，红火又自在。　　（本报记者 张丽媛）

　　他们的笑和泪是我前行的动力

　　作为一名记者，常常能有幸聆听别人的故事，体味别人的人生。2018年，听了很多人的故事，有一些人留在了自己的记忆最深处，杜杨军就是其中的一位。

　　杜杨军是乡宁县尉庄乡仁义村人，30多岁，和妻子都是因为小儿麻痹腿部残疾。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他们全家还住在老村的旧窑洞里，窑洞顶上几根横梁支撑，防止上面塌落，后墙上还有一片裸露在外的胶泥土。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和妻子脸上的笑容。他们摆着一个水果摊，每个月大约能挣3000元左右，摆货、收摊等琐事对于残疾人来说并不是很方便，然而他却很快乐：“每天我都坚持出摊，哪怕一天只挣10块钱，也比什么都没干强。”当年11月份，再次见到杜杨军的时候，他已经搬到了新房。得知记者来了，杜杨军专门从摆小摊的地方赶回来，他说“就是想见见记者姐”，让人感觉心里暖暖的。

　　27岁的张楠是襄汾人，因脑瘫行动不便，语言表达也有些含糊。2016年，云丘山“爱心农场”的工作人员请他加入“手心翻转”计划，到山上的希望农场种菜。来到希望农场的第3个月，张楠拿到了1200元的工资。他激动得掉了泪，说这是他家大半年的收入。张楠由“伸手要钱”变为“动手挣钱”。8月份，记者在云丘山见到张楠的时候，他含泪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并现场演唱了一首《感恩的心》，真心感谢所有帮助他的人。

　　杜杨军和张楠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然而他们在平凡和困苦中的坚持却让人感觉难能可贵。杜杨军的笑中展示了一种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和朝气蓬勃的干劲；张楠的泪则更多是能够自食其力的欣慰。他们的笑和泪让人感受到了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精气神，感到了更多的正能量。也正是他们身上这些最朴素的精神，成为我一路前行的动力。　　（本报记者 王秀娟）

　　乡村振兴需要这样的年轻人

　　回望2018，那些曾经感动过我的采访对象，一一从记忆中走来，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立志要把有机黑玉米做到最好的“玉米兄弟”。

　　见到传说中的“玉米兄弟”，是在忻州市忻府区合索乡陀罗村的基地。那天，这两位70后老男孩——“玉米兄”张世元和“玉米弟”王勇峰，正和他们的团队播种有机黑玉米的第一批种子。十几位年轻人，穿着统一的服装，在地头开起了每周例会，他们分工明确，拍照、查看种子、跟随播种机，“玉米弟”王勇峰用手机把播种现场直播给粉丝们。春天的田野，因为来了这样一群年轻人，而充满了欢声笑语。

　　“玉米兄”张世元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皮肤黝黑，头上非常时髦的扎着一个小辫子，从这装扮上让人一时分辨不出他是一位搞创作的艺术家，还是一位种玉米的行家里手。采访中，我很好奇地问他：“你怎么会扎着一个小辫子？”张世元憨厚地笑着说：“我女儿还在上幼儿园，胆子特别小。我为了鼓励她，就说你看男人都不敢扎小辫，爸爸就扎一个，才不怕别人笑话！现在，我每天去接女儿，她特别高兴。”其实，这何尝不是他给自己树立的榜样。“玉米兄弟”这对组合，把一根黑玉米从1元卖到10元，一年销售500多万元。但是，在创业初期，他们也遭受过重创，在几经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调整思路，开始种植有机黑玉米。正是这份坚持与自信，让“玉米兄弟”走向了成功。

　　结束采访的时候，刚刚播种完的田地里，滴灌设备和地膜同时铺设完毕，一排排向远方延伸如同播撒下的希望。我想，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正需要像“玉米兄弟”这样务实、创新的年轻人，在这片黄土地上勾勒出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范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