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张铁匠的罗曼史》剧照。

　　从影40余年，我塑造了不少农村妇女形象。电影《金光大道》的吕瑞芳、《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四姑娘、《张铁匠的罗曼史》的王腊月、《咱们的牛百岁》的菊花、《山神》的翠环……这些农民角色地域不同，性格迥异。我深刻感受到，不同地区的农村日常习惯差异很大，甚至连灶台都不一样，演员要热爱和掌握这份烟火气。表演不能有“套路”。要演好农民，道路只有一条——不断体验生活，拜农民为师，向农民靠近，贴着人心和土地。

　　我从小在城市长大，但农民、农村离我并不远。年轻时，我在南通国营农场劳动，和农工比赛摘棉花，曾一个人收了百斤棉花，切身感受过农活的苦与乐。电影《李双双》是表演启蒙，让我感到一个“爱管闲事”的农村妇女如此可爱。

　　用真情实感，发掘每个角色的可爱之处，才能打动人心。很多观众至今还叫我“嫂子”，缘于我的第一个农民角色——《金光大道》的吕瑞芳。“嫂子”这个形象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她吃苦耐劳、善良包容，寄托着大众对“家”的美好想象，能最大限度建立起与观众的情感连接。吕瑞芳是嫂子，也是妈妈，这对于当年26岁的我难度不小。为代入角色，我每天带着戏里的儿子、5岁的小马越，给他洗衣服、喂饭，领他玩，“母子”感情就这样建立起来。

　　仅把握角色特征还不够，演员不能在剧本里打转，主观臆想无法填补演员与角色的距离。如果只注重外在形象的贴近，有意识地表演所谓“特点”，缺乏内外结合，角色塑造就显得僵硬。如果不熟悉农村生活和地域特点，演员难以创造典型生动的农民形象。

　　演农民，要先“成为”农民，在角色中生活。《山神》导演黄健中曾对我说，“只要人物动起来，就是最美的时刻”。是的，惟有真实，才美。

　　真实的角色动作需要演员认真观察生活，向农民学农活、学家务事、学言谈举止。我曾观察农村妇女的走路和肢体语言，留心过不同地区农民说话的节奏，下过田、垄过田、耙过犁。还亲身体验过把煎饼摊得薄、匀、圆，一个人推独轮车过田埂，巧用胳膊发力给农田均匀撒肥……每拍一部电影，我都能观察体验更丰富的乡土生活。

　　令我最难忘的，是拍电影《咱们的牛百岁》时，导演赵焕章和编剧袁学强带领我们去山东荣成县桥头镇体验生活。每人被分配一块“自留地”，种菜、干农活，和当地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模特”，我的“模特”是一位叫英娜的农村大姐。白天，我跟着她烧火做饭、垒炕头、下田地，趁着天没黑，我再赶回去打理“自留地”。大家学农活儿特起劲，谁都不愿意自己的那片地荒了。日子久了，本领练出来了，脸晒得黝黑光亮，手上磨出了老茧，根本不用化装。回到摄制组，我穿的是从农民大姐家借来的旧衣，它经过雨淋日晒，袖口毛边、关节部位透亮。一种代入感渐渐地升腾起来，菊花便在我心中定下了角色基调：辣而不恶，媚而不邪，俏而不俗。

　　角色的典型动作是通过体验生活后二度创作、自然流露出来的。菊花到牛百岁家要退组的戏中，原本设想我扮演的菊花说：“我不干了，我要退组！”但总感觉少了些人物性格。我联想到一些农村妇女席地而坐的习惯动作，将它运用到表演中。当牛百岁问我“为什么退组”时，我嘴角动了动，欲言又止，两手一拎裤腿，顺势蹲坐在门槛上，双手抱腿。这一系列动作既能体现情绪，又能显出她的泼辣劲儿。

　　演农民，最重要的是得到观众尤其是农民观众的认可。拍《咱们的牛百岁》时，有次剧组休息，我坐在树荫下吃饭，一些影迷来拍摄点看我拍电影，导演给他们指了指我，观众却不信，“俺家挂历是她的照片，这不是王馥荔，这是俺们村里人！”电影制作完成后，我们拿着成片第一时间回到了桥头镇，给那里的老百姓看，英娜跟我说，“你的农活咋干得这么好！挑水的架势比我强！”来自观众和我的“模特”的认可，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我饰演农民角色的心声。时代成就了“吕瑞芳”“菊花”，也呼唤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农民形象。让观众在银幕遇见美好的乡土中国，我依然在路上。　　

　　王馥荔，国家一级演员，曾获首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