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武汉市硚口区驻村扶贫干部谈雯丽请了半天假，从黄陂区李家集街六家砦村返回市区，向单位递交了延迟退休申请书，受疫情影响，她的这份申请书交晚了。“扶贫工作还没结束，现在还不是退休的时候。”谈雯丽告诉长江日报记者。

　　春节前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夫妻俩退掉早已订好的机票，取消了与女儿全家团聚的计划。现在谈雯丽非常庆幸：“如果因为疫情，走了以后被困在外地，可就耽误工作了。”

　　疫情期间，祝勤下沉到社区参与防控，谈雯丽在自家小区当志愿者。3月23日接到上级返村通知后，谈雯丽立即开车出发，大路封了走小路，辗转3个多小时回到村里，开始了扶贫攻坚关键一年的工作。3月25日，谈雯丽在村中度过了55岁生日，这是她在这里过的第4个生日。

　　2016年底，谈雯丽和丈夫祝勤双双下乡驻村扶贫。夫妻俩在六家砦村老村委会的一间10平方米小房中安家，这一住就是3年，先后帮两个村的61户贫困户甩掉了贫困帽。

　　2019年底，祝勤结束扶贫工作回到原工作岗位，已到退休年龄的谈雯丽则决定留在村里继续干，巩固扶贫成果。

　　从复式楼搬进集体宿舍 蜗居换来贫困户安居

　　谈雯丽是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工会副主席，58岁的丈夫祝勤是硚口区社区教育学院行政校长。2016年12月，他俩作为各自单位派驻的扶贫第一书记，分别来到黄陂区李家集街六家砦村、罗汉寺街钟岗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虽然夫妻俩从自家复式楼搬进了10平方米的小房，但几个月后，贫困户黄菊芳在谈雯丽的帮助下，破旧房屋被修缮一新。

　　2012年，黄菊芳的丈夫因病去世，给她留下两个孩子和一堆债务。黄菊芳患有多种慢性病，孩子还在念书。她家的房子是1997年盖的，当初为了省钱，把老屋拆了后能用的小瓦片移过来，铺在屋顶上。过了20年，屋顶上的瓦已破的破、碎的碎，一到雨天，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接水的盆子一摆就是十几个，但黄菊芳一直没钱修房。

　　谈雯丽入户走访，看到黄菊芳家里四处漏雨，楼梯也没有栏杆，厨房没有粉刷，红砖露在外面，破洞漏风，老鼠乱窜。于是她帮黄菊芳申请危房改造，经村委会商讨、村民代表大会评定，2017年3月，黄菊芳家开始整修，谈雯丽全程监理。

　　两个月后，黄菊芳回到整修一新的家都不敢认了：屋顶换上了结实的红瓦片，屋里粉刷一新，厨房全新装修，还做好了整体橱柜。黄菊芳只要提起谈雯丽，就连声说：“多亏了她，我们母子才能住得这样好。”

　　“晚上睡觉时，老鼠就在天花板上咚咚地跑来跑去。”当长江日报记者走进谈雯丽和祝勤住了3年的“家”，祝勤指着塑料扣板笑着说。这是一个由老村委会改建的集体宿舍，狭小空间里挤着3件家具：一个办公用的电脑桌、一张双人床和一个折叠衣橱。窗户正对着村里的一个厕所。

　　就是住在这里的3年，夫妻俩共帮助两个村的20个贫困户申请了危房改造，用自己的蜗居换来贫困家庭的安居，他们在汉口的家被水淹了却顾不上管。

　　那是黄菊芳家改造竣工两个月后，武汉下了一场暴雨。谈雯丽的家在顶楼，由于阳台排水沟被堵，雨水倾泻倒灌进家中，把家里全淹了。他们双双驻村，已有半年多不在家，直到楼下住户发现后，才通知他们，夫妻俩找个双休日回了一趟家，心疼地找人把全屋地板撬了重装。

　　八旬老父支持“夫妻档” 散步聊出月嫂培训班

　　长年驻村，顾不了家，单位一般不会安排夫妻俩都去扶贫，谈雯丽和祝勤为什么例外？谈雯丽瞅了一眼祝勤：“这要问他。”

　　祝勤爽快地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他比妻子早驻村半个月，来到罗汉寺街钟岗村的第一周，就感到扶贫工作责任重大，“当时村里有4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有的因病致贫，有的因学致贫，村委会的房子是土砖砌成的，坐在里面开个会，身上就能落一层薄薄的土”。

　　看着这情景，祝勤特别想帮他们一把，他在电话里把农村的情况说给妻子听。恰巧，谈雯丽的单位当时也要派一名干部到黄陂扶贫。祝勤听说后就游说：“干脆你也来，我们一起扶贫。”他还专门带着谈雯丽到村里转了一圈，“你看，我们在这里能做很多实事，可以有所作为。”

　　谈雯丽是上海人，从小就生活在城市，听了丈夫的话动心了，也想到农村新天地里闯一闯。“可我俩都下乡了，家里老人怎么办？”谈雯丽有些犹豫，他们的女儿已经成家，但家里还有80多岁的老父母，她放心不下。

　　“扶贫是一件大好事，你们都愿意干，那就去吧，不用担心我们。”谈雯丽的父亲谈志钦是一名老党员，知道女儿女婿的想法后，当即表示支持。谈雯丽跟妹妹商量好，请她照顾父母，随后向单位提交了驻村扶贫申请。

　　两个村相距大约16公里，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们夫妻俩，让他们一起住在六家砦村的集体宿舍，祝勤每天开着私家车“上下班”。

　　从此，这对夫妻和其他扶贫干部一起过上了集体生活，祝勤还成了扶贫工作队食堂的兼职厨师。驻村3年多，谈雯丽已经能说一口纯正的黄陂话。

　　每天吃完晚饭，夫妻俩都要围着村子一边散步，一边想点子，讨论怎么帮村民脱贫。他俩搭档开办的月嫂培训班，就是在散步中商量出来的。

　　他们发现农村里的留守妇女很多，何不让她们学习一技之长，方便以后再就业。谈雯丽了解到，月嫂行业用工需求大，工资较高，能不能对留守妇女进行月嫂培训？“好点子！”夫妻俩说干就干，祝勤四处拉赞助、找老师，准备在两个村里开办免费月嫂培训班。

　　“免费？哄人的吧。”“月嫂证不好拿。”村民议论纷纷，心存疑虑。培训班开课了，李家集街和罗汉寺街的几个村有49人参加了首期免费培训，最后有43人拿到高级育婴师资格证，村子里沸腾了，“原来是真的！”接下来的第二期培训班，又有72位留守妇女考到了证书。如今，有的“金牌”月嫂已月入7000元。

　　“你没法照顾你父亲，却总来看望我”

　　87岁的五保户余兰桥，经常会从自家菜园里采摘一袋蔬菜，挂在谈雯丽房间的门把手上。他们不收，余兰桥会急眼。

　　余兰桥是谈雯丽驻村后第一个走访的贫困户。他和谈雯丽的父亲同龄，谈雯丽隔三岔五就去帮他收拾家务，送去水果和牛奶。“你爸爸好吗？你都没法照顾他，却总是来看我。”好几次，余兰桥抹着眼泪说。

　　谈雯丽把这件事讲给父亲听。有一天，父亲买了一双新鞋，也给余兰桥买了一双，让谈雯丽捎给余兰桥。谈雯丽给余兰桥穿上时，余兰桥开心不已。

　　“别担心，你只管好好学习，剩下的我们来想办法。”这是贫困生余妮第一次见到谈雯丽时，谈雯丽对她说的话。

　　余妮的父亲患有残疾，靠打零工赚钱，母亲在家侍弄田地，弟弟余聪也因残疾辍学在家。

　　谈雯丽与丈夫祝勤经常一起到余家走访，一边鼓励余妮继续读书，一边为她家争取相应的教育补助。谈雯丽打听到黄陂有一家特殊教育学校，可免除所有学费，便立即帮忙联系，让余聪入校。余妮的学费也按政策得到减免。2017年，余家成功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虽然余家已成功脱贫，但谈雯丽仍经常去走访。一年后，余妮参加高考，首先把分数告诉了谈雯丽，请她帮忙参考填报大学志愿。

　　但一年6000多元的大学学费和住宿费又成了难题，他们差点要打退堂鼓。“学校每年会有助学金，教育局每年还会发教育补助，学费不用担心。”谈雯丽又上门做工作。

　　“很多事情谈老师比我妈妈还了解我！”余妮说。谈雯丽像教自己女儿一样教她如何适应大学生活，余妮竞选上了学生会干部，还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每月能有400元的收入。

　　2017年12月，六家砦村21户贫困户全部脱贫。2018年12月，钟岗村40户贫困户也全部脱贫。“不过我还是钟岗村的扶贫顾问，只要有空就会去村里帮忙。”已返回原工作岗位的祝勤这样说。